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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1.1.蘋果 蘇紫雲】瞭望新年，台灣主要挑戰在於內部民主鞏固與深化。全球民主政體動盪近兩年更為劇烈，台灣也面對同樣困境，例休、年改、空污修法、部會亂象等問題衝擊執政黨支持度。另方面藉民主權力，主張與行動卻危害民主的個人與組織，也成為內部隱憂。
台灣應盡速改善政策制定與整合機制，有效回應民眾需求，並參考其他國家法律建立自衛性民主，才能確保價值信仰、生活方式等核心國家利益。依照《經濟學人》對各國持續10年研究，台灣民主指標也在下降，主因在政治文化，除仇恨、極端言論外，最重要是對媒體、專家、政治菁英不信任。以台灣新近立法為例，的確存在官僚主義侵犯人權的誤區，如《洗錢防制法》子法形同對政治人物終身監控（他國為卸職後一定年限）、超越《刑法》證據原則直接認定「小三」條款更有違憲之虞。
再如《空污法》修訂的「十年以上舊車採新車排放標準」，剝奪人民財產權成為圖利「車商條款」，殊不知歐美10年以上老車快速增加，主因是新車生產過程的污染等同自身車體重量未必環保，而使用老車的消費車多為行駛里程較少，保養得宜未必不環保。又如美日歐盟認定危害較小、可供癮君子作為替代的「電子菸」，《菸害防治法》粗蠻予以禁止。類似缺乏真正溝通、跨領域思考的政策、法規所在多有。
另一方面強化自衛性民主是面對內部威脅重要機制。源自德國《德意志聯邦基本法》，目的在避免反民主者以民主制度破壞民主，重演納粹透過民主選舉掌握政權的悲劇。包括法國、奧地利、捷克、波蘭等也都有類似規範，主要是禁止種族仇恨。
此外，以色列《基本法》國會篇、韓國《憲法》也有類似設計得以解散反民主政黨，同時皆付諸實行。以色列中選會於1985年宣告猶太極端主義的「凱熙黨（Kach
Party）」為非法政黨，韓國憲法法院則於2014年勒令解散親北韓的「統合進步黨」。簡言之，民主自衛涉及政治哲學、自由價值的拿捏，在國家濫權與政治權力之間平衡點的掌握需特別謹慎。因此，最小範圍、負面表列的規範，應是遂行民主自衛的基礎。
面對未來，政治文化是台灣民主最弱的一塊，也是民主制度最難形塑的領域。包括社會共識、政府領導、國會對應、學者專家信任度等。決策菁英應發揮領導高度、採「風險溝通」針對利害關係人，才能避免前述法規、政策相互衝擊的亂象重拾民眾信心。同時，自由民主的訴求不得摧毀自由民主，準此，對於目前言論市場與自由原則間的平衡點應可設立，特別是中國仍以「三戰」等手段影響台灣的民主情況下。包括假新聞、反民主制度或以暴力手段推廣政治理念的團體，都應加速立法，加以約束或強制解散，如此才能確保民主制度的正常、公平運作。
台灣正在進行轉型正義，若能更細緻運作，必能彌補社會裂痕，爭取民眾認同使台灣民主可以更為成熟。
解決低薪的正道【摘要2018.1.1.自由】全球經貿網絡連結日益緊密，新興市場釋出數十億低廉勞力，取代了已開發國家的中低階勞工，跨國企業更大量遷移至新興國家，導致先進經濟體勞工面臨薪資倒退與失業的嚴峻挑戰。而且，全球央行挹注的龐大資金湧入金融市場，製造出以錢賺錢的超級巨富，與多數低端族群形成巨大落差，埋下全球衝突、動盪與戰亂的根源。由此可見，全球化與網路科技進步帶來的好處，未必為所有人所共享。
處於低薪、過勞與失業困境中的弱勢勞工，自然而然會在政治上找尋代理人及救世藥方，反諷的是，民粹的處方有如符咒，只能求得心靈的慰藉，並無實際藥效，無法根治貧窮的困境，但在失靈的年代，卻成為最暢銷的商品，對政治人物散發出致命吸引力。故而，民粹風潮的席捲，最能考驗出政治人物的抗壓性，如何不抄捷徑，不裝神弄鬼，以堅定意志推動改革，真正福國利民，才能展現政治家的風範。
換言之，全球政經不穩定，使龐大人口淪落於陰暗角落，乃是結構性的病灶，解決之道亦應由結構改革著手，方可奏效。若是企圖走偏鋒，或是基於政治利益考量，以民粹的感性訴求慰藉民眾，則注定徒勞無功，即使少數政客能僥倖取得政治權力於一時，終必騙術遭人揭穿、唾棄。
吾人不能將最低工資法公投與基本工資三萬元的訴求，斥為政治騙術，但是，在經濟領域中不以科學方法探求病因，再由專業途徑找出解決方案，結果恐怕是事與願違。台灣的實質薪資倒退十七年，去年五月份的統計數字顯示，全體受僱就業者平均月薪三萬7703元，其中，305.1萬人月薪不到三萬元、占33.96％。意即三分之一的勞工薪資低於三萬元，顯見所謂基本工資理想數字是三萬元的說法，是多麼不切實際。
其實，依據央行的研究報告，台灣低薪的原因是勞動需求不足與勞動生產力沒有提高；而勞動需求不足與企業投資不振有關，勞動生產力未提升則牽涉少子化、勞動人口老化。因此，提高勞動生產力與產品附加價值，以及提振總需求，促進投資，才是提升薪資的正道。
若是政府不此之圖，意欲強行要求企業加薪，或者制定法規予以限制，不但違反自由市場機制，且導致企業經營成本劇增，恐將引發裁員倒閉潮，甚至企業外移，反而增加勞工失業與薪資減少，「愛之適足以害之」，此之謂也。
事實上，訂定基本工資法以保障勞工生存之基本需求，亦無不可，只是這部法律如何將相關的經濟、生活指標參數納入，設計出嚴謹的、且適用於百工百業的計算公式，即是一大艱鉅的工程。然而，勞動部早已推動相關立法的前置工作，聽取與歸納各方意見，計畫今年提出「最低工資法」，因此大選綁公投來推動最低工資法顯然沒有必要。
而在最低工資法出爐前，目前基本工資係由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每年討論決定，其調整的幅度或許無法滿足各方期待，但經過討論協商，顯然會比僵化的法條更可適用實際需求。但不可否認的，當前的政治氛圍已漸無法接受委員會的操作模式，最低工資法的制定成為政治正確的解決方案。
低薪是台灣長期存在的事實，也是結構性議題，解決之道沒有特效藥，朝野與勞資必須以務實、專業心態面對，而非操弄民粹式的對抗與仇恨。經濟議題本需執政者耐心打拚與勇氣承擔，如此才能不為一時的民粹激情所惑，不計較個人得失與毀譽，堅定地推動結構性改革。只有從政策面徹底解決勞動需求不足，有效提升勞動生產力，才能把台灣從低薪的泥淖中拉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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