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1.12.經濟日報】過去一年來，新台幣匯率遭遇到兩次亂流，第一次是去年1月美國總統川普就任前後，台幣對美元匯率由1月初的32元以上，一路升值到5月初的30元，之後穩定徘徊在30.5元到30元之間。第二次亂流是從去年12月下旬，台幣在短短兩周內，從29.9元的價位，一口氣突破29.5元關卡，1月8日之後升值氣勢稍緩，目前處於盤整狀態。
去年美國聯準會升息三次，而台灣央行沒有升息，就國際金融基本原理而言，美元的升息幅度超過台幣，應會提升美元的相對價值，促成美元升值、台幣貶值。然而過去一年主導台幣升值的背景因素，不是國際金融原理，而是政治經濟學。
川普從總統大選開始就確定經貿政策主軸是，反對貿易逆差，創造國內製造業就業機會，並且明確點名台灣是搶走美國工人就業機會的國家之一。去年川普就任後，我國央行擔心成為川普政權貿易報復對象，對於台幣升值的介入較為收斂，讓台幣有了快速升值的空間。
然而，去年4月，台灣依舊與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德國、瑞士，同被美國列為貨幣操縱的觀察名單。後來在10月美國財政部的匯率報告，台灣被排除在觀察名單之外，但是一度入列的壓力，讓央行在匯率處理上更為小心。今年4月美國會再公布新一波的貨幣操縱觀察名單，為了避免讓台灣再度入列名單，去年年底開始的台幣升值波動，央行習慣性的尾盤介入較不明顯，讓台幣走了兩周的急升值。
展望今年的台幣匯率，來自美國的壓力，應該還是影響匯率的最重要因素。除了美國財政部公布觀察名單的壓力之外，11月美國期中選舉將改選參議員三分之一、眾議院所有席次，這是川普就任後第一次全國性政績檢驗，為了準備此次國會大選，川普保護製造業工人飯碗的口號只會喊得更大聲，在匯率上的態度只會更硬。
在川普政權反對貿易逆差的政治態度下，未來數年台幣都可能處在比較高的價位。我們產業界與政府要如何應對呢？
2011年5月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在經濟日報發表文章，說明台幣對美元每升值1個百分點，台積電的營業利益率就會降低0.4個百分點。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台積電，其收益都深受台幣升值影響，其他與中國崛起供應鏈競爭的中小企業，所承受的台幣升值壓力自然是更大。
然而危機也是轉機。雖然台幣升值對於出口不利，卻是有利於購買海外先進設備以及引進海外高端人才。因此未來數年的台幣高價位，是台灣企業吸納海外資源，進行產業升級的好機會。鴻海2016年成功併購日本夏普，一口氣獲得全球性品牌與先進面板技術，就是最好的例子。
對於政府而言，是省思低匯率政策的好契機。台灣匯率偏低的具體例子，就是台灣的名目GDP只有23,047美元，但是若以購買力評價（PPP）計算則高達48,179美元。
落差過大，不僅使台灣民眾承受低匯率的副作用，例如較高的進口物價；勞工薪資放到國際比較結果就是很悲情；年輕人寧可去澳洲當外勞也不願留在台灣賺低薪等；同時也讓台灣蒙上操縱匯率的嫌疑。
去年4月，台灣被美國列為觀察名單後，在華盛頓的國會聽證會上，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級官員就質問一位台灣旅美經濟學者，台灣名目GDP與PPP計算GDP的落差，相較於德國與日本都相當大，這難道不是台灣操作匯率，故意低估台幣的結果嗎？因為同場次的聽證會除了台灣，也討論印度、泰國與韓國的外匯政策，美國財政部官員沒有繼續逼問，但是他的發言已經說明美國財政部的態度。
名目GDP與PPP計算GDP的落差過大，是犧牲國民福祉來成就出口表現，長期而言絕對不是一個正常國家該有的狀態，短期而言，美國財政部今年4月若以此理由，指責台灣人為低估匯率，再列入觀察名單，恐怕我國政府也難找出有說服力的說帖解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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