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9日 星期五

破解 拼房產是拼經濟的迷思


【摘要2019.3.26.蘋果 張金鶚】近來「拼經濟」已成為全民共識,然而拼經濟是否會造成社會的世代與貧富差距擴大?甚至為了拼經濟而忽略了生活居住品質呢?希望我們不要顧此失彼!
過去房地產業者都強調「房地產是經濟的火車頭」,希望政府透過鼓勵房地產投資來刺激經濟。然而這說法並不被學術界所認同,甚至認為國內經濟長期不振,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國內過度投資房地產,吸引太多資金留滯在房地產上,不但大量空屋閒置浪費資源,同時造成其他投資生產事業被排擠,進而加重國內貧富差距的擴大。 
典型房市害經濟而非拼經濟的最近例子就是「台北東區商圈的沒落」。我們看到房市不健全,房屋持有成本很低,造成擁有10間店面的永福樓房東,寧願將店面閒置也不願降租,如此造成商圈負面的外部性,對東區商圈及整體都市經濟發展都不利,凸顯房地產的「市場失靈」現象。
另外,最近實價登錄2.0版面臨修法,其中「預售屋即時登錄」及「門牌全揭露」,受到業者強力反對,政府及立法院擬暫緩這兩項規定,引發社會爭議。大家應清楚健全房市的核心之一就是要資訊透明,更要杜絕誇大不實的銷售價格與銷售率,而NCC是否也該管管房市的假新聞
如今實價登錄若未能適時修法,房市資訊仍只有業者才能掌握,消費者在資訊不充分的情況下,房市交易既不公平也不效率,房市景氣也不易釐清,進而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
我認為台灣長期房市制度不健全,其中包括:租售房屋資訊不透明,「供需法則」與「獎優懲劣」的市場機制未能發揮(市場失靈);住宅「商品化」導致房屋投資炒作,嚴重排擠了居住消費的本質,政府未能強而有力的透過「稅制」與「金融」改革,保障自住避免投資炒作(政府失靈);
租屋黑市問題嚴重,住宅租買補貼不公平、不效率,弱勢族群租屋保障不足;居住品質與居住安全規範沒有落實,居住及都市品味文化(空間上說故事)和環保永續的生活居住環境,需要更加強教育認知與實踐。
台灣全民拼房產,但房市的不健全卻扭曲了台灣的經濟、社會與生活。面對當前房市許多不健全現象,有何關鍵因應對策才能改善過度投資炒作房地產害經濟、社會貧富差距與世代不公平,以及居住生活品質的保障?
首先,建議健全房市的租售資訊,公開透明,確保實價登錄2.0版的修法盡速通過實施,以保障消費者的公平資訊,促進房市的交易效率,如此才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
其次,將房屋區分為「自用」和「非自用」,然後透過「稅制」與「金融」制度的改革,給予兩者明顯不同的差別待遇,如此才能回歸房屋的居住本質,保障自住避免投資炒作。 
第三,健全租屋市場,確保租屋安全。積極稽查租屋逃漏稅大戶,杜絕租屋黑市,如此空屋的包租代管以及弱勢的租金補貼政策才能落實,以保障無力購屋的租屋民眾。
第四,落實《住宅法》有關居住品質的相關規定,特別加強租屋的居住安全檢查,同時加強居住品味文化與環保生活環境的教育。

2019年3月16日 星期六

從芬蘭新課綱看台灣未來教育大計


【摘要2019.3.16.自由 莊國榮】台灣需要什麼思維的教育部長?小英總統日前到台南進行產業之旅,在回應綠能產業大廠有關教育系統與產業脫節的感嘆時,根據其幕僚會後的轉述,小英表示她在全台灣各地拜訪產業時,聽到許多類似的意見,因此未來在考量教育部長、次長人選時,希望找到能夠與產業溝通、傾聽產業聲音、打破教育界框框條條的人。
教育絕對不該只是服務產業、服務經濟的工具,這是當然的,只是點出了台灣教育體系長久的盲點之一,那就是「學用落差」。這點,絕不是台灣教育的最大問題,但就產業面來看,這確實是他們對教育的期待。因此,如何在未來的教育改革大計中,納入社會各個面向的需求和期待,是當今值得思考的問題,而舉世稱羨的芬蘭教育,可以提供我們一些參考與借鏡。
要教育孩子面對未知的未來,企圖設計一張藍圖引領他們前進,我們必須先弄清楚下列三個關鍵的問題:
第一,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世界變化太大,學校的教學必須改變,學校不該只是被動的回應改變,而須主動帶領改變。那麼學校裡該教什麼?該學什麼?哪些能力在變動的世界特別重要?
第二,什麼叫做好的學習?如何讓學生在學校更為動機、更快樂學習,因而學得更好。
第三,我們想要孩子有怎樣的未來?我們應如何改變教育,因而影響、改變孩子的未來。或許可以試著想一想,當我們在廿年後回顧,希望到時可以看到什麼?而未來的我們,又會希望現在的我們做些什麼努力?
芬蘭即將在2016年秋天實施的國民教育新課綱,對於上述三個關鍵問題,都有深刻的思考及因應,並提出了完整周延的教育目標。芬蘭2016新課綱的重要目標,是要對中小學生培育以下七種跨越學科的能力:
一、思考和學習能力
二、文化自覺、識讀、互動和表達能力。
三、照顧自己、日常生活技能和保護自身安全的能力。
四、多元語言能力:母語和外語的溝通能力。
五、數位能力
六、工作生活能力和創業精神。
七、社會關懷和公民能力:參與、影響社會,並對可永續的未來負責。
這七種能力涵蓋知識、技能、價值及態度,也包含能在不同情境運用這些技能的能力。新課綱的目標,還包含培育孩子在運用這些能力時,遵守倫理規範的意願和紀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工作生活能力和創業精神,也列在芬蘭新課綱的七項目標之中。
解決學用落差(培養核心就業力、工作能力和創業精神)只是諸多教育目標中的一項,卻是台灣教育目前面臨的極大挑戰。台灣這一代的孩子將成長於一個和以前大不相同的社會。現在十歲的孩子,很可能得工作到20702080年才退休。現在我們很難想像,五十年後是一個甚麼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在變動迅速的世界環境,學校應如何引發師生的動機和熱情,教育孩子未來生活及工作所需的能力,乃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芬蘭在新課綱中強調「工作生活能力和創業精神」,並不代表不重視獨立思考、人格的健全發展、社會關懷和其他人文價值。從芬蘭新課綱,台灣正好可以具體、全方位好好思考,我們該教給下一代什麼?培養他們什麼能力?這是我們對台灣教育未來長遠發展負責任的表徵。
這是對兒童的暴力犯罪【摘要2019.3.16.自由 段正明】近年我國出現的隨機殺人,在媒體推波助瀾報導後反而製造了社會恐慌,事實上近年發生的台南湯姆熊殺童案、北市國小殺童案和內湖殺童案,嚴格說來與鄭捷的捷運隨機殺人案有所不同,因為行為人是有特定目標的選擇兒童謀殺
可惜在媒體胡亂評論下,我們忽視了這類犯罪本質上是對兒童暴力犯罪的問題。媒體不但誤導了未來預防同類型犯罪的方向,更造成有心人士藉由犯罪而「牟利」,這實在讓人痛心,政府和司法單位應注意下列情形:
第一、約束媒體的濫情報導、限制受害者照片瘋傳,以及防止政客、名嘴消費被害者:言論自由本來就不是無限上綱的權利,記者將被害人或其家屬的受害情景大幅放在媒體上面報導,並要求身心受創的家屬評論相關案件的「採訪」行為,以及網民傳閱相關照片,恐怕有違反我國犯罪被害者保護法第卅條之一與刑法第三一五條之二相關規定之嫌。
在重大犯罪發生時,政客、名嘴在媒體上的「激動」、「煽情」評論乃是對被害者的「消費」,這類的消費使得播出評論的媒體獲得收視率的「收益」,而增加廣告收入或是增加不受歡迎政客之「人氣」、透過傳播被害者影像獲得網路「利益」,這都是消費犯罪被害者而產生不法利得的情形,恐應約束。
第二、兒童謀殺不應單線思考因果關係:對兒童謀殺的行為人其實大多數不特別突出且有自我孤立傾向,當其欲望不獲得現實肯定或自我想像受到外力破壞時,就會發生現實離脫而有藉由暴力宣洩情緒的傾向,而現實上因為對成人宣洩情緒有所阻礙,所以轉向對弱勢且無防備能力的兒童下手,而行為人大多以住家鄰近的孩童作為下手對象。
解決這類犯罪的途徑主要並不在於「謀殺兒童」之後的「刑罰」問題,而應在解決醫療、社福、教育系統資源分配及現代社會的人際疏離問題。若民眾只把單線因果連結到死刑立法、非難加害者家人、找出特定群體污名化,那恐怕於事無補,實證經驗告訴我們重刑不會降低這類宣洩情緒的暴力犯罪
第三、胡亂定義容易污名化特定群體且無助犯罪預防:德國基森大學的巴涅貝格教授就認為隨機殺人是犯罪學難以有統一定義的社會現象,然而過份偏重行為人特徵描述的情況,會造成污名化特定群體與誤導檢警偵查方向,是以類型區分應該要審慎為之。
近年來的殺童案,都被「誤導」成隨機殺人來處理,反而忽略了行為人在社會上受到孤立或是被敵視的情況,這類殺童案行為人的謀殺計畫都十分粗糙,且大部分行為人的精神心理狀態都已累積嚴重問題而未被察覺,其選擇熟悉的環境犯案正是潛意識想要藉由社會輿論對於成長環境與其中人際關係進行報復,造成不安。
此時更應透過制約媒體和政客濫情來防止犯罪的順風車效應(例如在網路散播慌亂情緒、藉不幸事件詐欺等)以及模仿行為(媒體報導誘發潛在殺童行為人的動機)的擴散。
處理這類殺害兒童的暴力犯罪案件,根本上是要約束媒體報導評論、強化社工的早期預警功能、健全醫療輔導與通報系統的機制,以及改善警察與教育機構的安全聯防系統。這些其實都是政府資源分配和公務員心態的問題,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只強調亂世用重典,那恐怕對於預防此類犯罪只有隔靴搔癢之憾。


2019年3月13日 星期三

新住民新政治 十年內浮上檯面


【摘要2019.3.11.蘋果 王宏恩】高雄市長的一句失言,成為眾矢之的而不得不公開道歉。台灣民眾面對新住民,真的沒有種族歧視的問題嗎?
哈佛大學的政府系教授伊諾斯在新書《我們之間》,透過一系列的實驗探討人們對移民或不同種族的民眾的態度。發現人們的態度並不是單純取決於實際接觸過移民或不同種族與否,而是取決於相對的人數以及分布方式,他稱之為社會地理感。
簡言之,假如台灣民眾忽然覺得移民人數相較於原本居民顯著增加、而且移民們都居住在同一區域或都在特定區域活動,這樣心理感受上的地理區隔就會逐漸反映在對移民政策的反彈上 
那台灣的情況為何呢?根據去年內政部的報告,台灣領有國民身分證的新住民人數已經超過65,而去年九合一選舉的台灣選民人數是1300多萬,新住民即佔了台灣選民人數的5%5%同時也是立委選舉不分區的最低門檻,親民黨與時代力量分別因拿到6%左右的票而分別分配到3席與2席不分區立委。而親民黨更透過3席不分區立委而得以形成黨團、參與立法院黨團協商。10年之內,台灣新住民加上下一代,超過6%是一定的 
另一方面,從台中東協廣場、台北車站開齋節、中壢火車站、小印尼街等地點的出現,台灣民眾不只逐漸感受到新住民們的人口增加,也如同伊諾斯教授形容地開始感受到不同新住民的地理空間分布。假如台灣民眾的心理機制與伊諾斯教授書中的一般美國民眾、一般以色列民眾相仿,加上新住民人口的增加,那麼種族的相關政策與種族歧視衝突勢必逐漸浮上檯面,成為台灣政治重要的議程之一。
事實上,一些研究已經開始指出台灣民眾心中潛在的種族歧視。西肯德基大學政治系的芮宗泰教授在台灣做了一系列的問卷,問一些台灣民眾「你是否支持政府鼓勵專業技術人才移民」,結果有76%的台灣民眾支持。
但當問卷只改幾個字,改問另一群台灣人「你是否支持政府鼓勵專業技術人才從東南亞移民至台灣」,支持率就大幅下降到45%。同樣是專業技術人才,為什麼從東南亞來的就不行?又反過來說,難道人們會支持政府在審查外國人的專業技術時,一併連出生地一起考量嗎?
過去30年來學術界對於種族歧視的研究,有把種族歧視分成兩種不同世代。第一世代的種族歧視,是赤裸裸地針對血緣與種族的敵意,覺得某些血統就是比較低下、某些人種就該消失之類的。但隨著民主與文明的演進,第一世代的種族歧視已經慢慢地被第二代取代。 
在第二代的種族歧視裡,不會直接說某些血統比較低下,而是會用某些道德判準來企圖區分不同種族,例如說「我沒有歧視他們啦,只是他們那種就是比較懶,跟我們不一樣」、「就那種膚色的人都比較愛騙人,這是天性」之類的。明明就已經有了客觀的判準如工作努力程度、專業技術、學歷等,卻還是硬把出生地或膚色納入考量,這就是歧視。最近爆發的私校虐待留學生的案例不幸的就是最佳證據。
而在新住民人數與政治實力增加的同時,另一股暗潮也將逐漸匯流,一股稱作民粹主義的伏流。史丹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法蘭西斯福山在去年出版的新書《身分政治》裡面,企圖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歐美的民粹主義是在近幾年才開始興起?為什麼是最近歐美民眾才特別開始排外、抗拒移民?
除了移民增加以及文化差異之外,福山指出是國內既有的中下勞工階層覺得自己不再被國家關照了;國家與左派政黨更在意包容開放政策與全球化,在改善既有勞工的政策上卻都常是隱性(例如保險或福利)而非顯性(直接的薪水增加)。這些對中下階層的忽略形成民粹主義的溫床,有心人登高一呼就讓他們覺得直接的排外、回到過去的美好日子,才有辦法解決問題,即使實際上無法。 
政府要如何面對這即將到來的新住民新政治?光是表面上的增加交流、多多接觸是效果不大的。福山的建議是要確保民主前提,也就是要能確保新住民們都需要認同最基本的民主自由價值,並且需有機會盡國家義務,讓新住民與原有住民有相同的立足點。而伊諾斯則是建議不同群體間需要有有意義的交流,並且需要在這交流中找到雙方共同的利益所在。台灣還有時間,但時間緊迫。 
南向,不僅台灣,也不只向南【摘要2019.3.11.自由】國家生存需要清楚的戰略,它不只是國家發展的策略,也是因應區域挑戰與全球局勢的實際作為。我們所處的亞洲以及更為廣博的印太地緣政治架構,正面臨結構性的變革,無論在國際外交、區域經貿發展議程、或者是公民社會轉型與變遷的路徑方面,都有了迅速且深刻的調整。
從最北的俄羅斯、到中國、日本、韓國,再延及南亞的印度,甚至南半球的澳洲,近年來都積極關注亞洲的整體脈動,特別聚焦東南亞新興政經共同體的發展。這些區域國家經略亞洲的想像與實踐,都以捍衛、壯大自身國家利益為基調,呈現出它們看待並且參與區域共同體設計及實踐的具體行動。
自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台灣啟動了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這項政策被小英總統稱之為「台灣的亞洲戰略」,也使得長年禁錮在兩岸關係困局中的台灣,找到新方向。
過去三年來,新南向政策成功地向國際社會傳達了台灣面對東南亞、南亞形勢的理念,也提出了台灣如何自我強化,並作為區域共同體不可或缺的利害關係方的系列論述。這些結合政府與民間社會的協力成果,不僅獲得東南亞、南亞國家的肯定,同時也受到理念相近國家,如日本、美國、歐洲等國家的支持。
政府的旗艦計畫著眼於「以人為中心」(people-centered)的發展理念,逐步地銜接台灣與東南亞、南亞在經貿與投資、觀光、教育人才、區域農業、醫衛合作、青年領袖、智庫網絡與公民社會之間的持續制度性交流。當然,雙邊的交流應該不僅止於這些領域,在共同因應天災的韌性社區、基礎建設工程、新創產業網絡、以及藝術人文的對話等領域,也都有默默耕耘的先行具體行動計畫。
舉例而言,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Taiwan AID長期在東南亞與南亞區域投入社會建設、潔淨供水與衛生、教育、健康醫療、社會福利領域的能力建構計畫,不僅受到在地社會的肯定,未來更可以鏈結由台亞基金會倡議成立的亞洲深耕聯盟(Asia Engagement Consortium)其他夥伴機構的努力與資源,累積新的國家隊能量。
不僅台灣,鄰近的韓國也在2017年啟動了「新南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展現出首爾看待亞洲發展的具體態度與政策方向。韓國文在寅總統是以「元首外交」的方式,從點(投資與發展計畫的支持)、線(雙邊關係的強化)到面(東協系列會議與區域高峰會),逐步加強新南方政策的區域宣傳,凸顯韓國「被需要」的價值
當然,從戰略的角度來看,文在寅政府之所以推動新南方政策,目的就是希望讓韓國能在亞洲主要強權競逐的過程中,找到它最適合的生存空間。新南方政策也代表韓國提升東協與東南亞區域在其外交政策上的位階,致力追求更為「自主」與「衡平」的外交政策願景。
2019年對韓國與東協關係的進展有重要的意義。首爾今年將舉辦「韓國︱東協高峰會」(Korea-ASEAN Summit),而在不久的將來,也將陸續推動首屆「韓國︱湄公河流域高峰會」(Korea-Mekong Summit)。藉由正式官方外交、高層元首外交、多邊外交的倡議,活絡新南方政策的區域效應。
值得注意的是,新南方政策有若干理念及元素與台灣的南向政策相近,譬如文在寅總統多次強調,新南方政策將強化與東協在「人民」(people)、「繁榮」(prosperity)、與「和平」(peace)上的合作,這也凸顯了雙邊關係不僅停留在經貿與投資,面對國際政治與區域穩定、以及人民及社會的共同利益,也被視為南方新政的焦點。
舉例而言,韓國與東協國家每年觀光客互訪總人數約為820萬,其中東南亞訪韓的觀光客約有220萬人,而韓國前往東南亞國家觀光的人數則佔600萬。新南方政策鏈結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影視產業,也期待透過雙向交流的再強化,再造區域韓流。
台灣的新南向政策與韓國的新南方政策都期待能凸顯對外政策中的「多樣化」(diversification)理念,並且以強化國家利益及生存空間為前提,彰顯台灣及韓國「就在」亞洲與印太區域中的貢獻與角色。這種多樣化的佈局,需要更多夥伴關係的支持。
二月二十一日,印度穆迪總理獲頒首爾和平獎(Seoul Peace Prize),並且在出訪韓國期間與文在寅會面,雙方期待印度東行政策(Act East Policy)與韓國新南向政策能相互支援。如果印度與韓國可以在東南亞政策上有更多交集,或許也有利於亞洲區域的穩定與繁榮。
與韓國不同的是,台灣在經營與東協、東南亞的關係上,面臨不友善外力介入,而「被」設定特殊的政治前提,外交局限也使得台灣很難透過正式的、政府間的、多邊的合作計畫來發展合作計畫。譬如說,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就不可能由元首外交來掛帥,而必須有更多元的官民合力和公共外交途徑,以及透過多彩多姿的軟實力展現才能奏效。
正因為如此,台灣政府與社會認知到多樣化緊密夥伴關係的重要意義,唯有透過與國際夥伴發展具有創意、富彈性、以及具前瞻性的務實倡議,才能有效形構台灣與鄰近區域國家的共同利益及價值,凸顯台灣在亞洲發展議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及能量。
廿一世紀台灣亞洲戰略的「首部曲」已經從深耕東南亞、南亞以及紐澳著手,未來的持續發展也應尋求多樣化的夥伴關係,讓國際社會清楚瞭解,台灣不只向南,我們就在亞洲,也將永續深耕亞洲。  【蕭新煌/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楊昊/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2019年3月5日 星期二

兩個極端:大膽西進vs.深耕台灣


【摘要2019.3.2.蘋果 謝金河】從台南企銀變身成功的京城銀行226日舉行法說會,因為華映宣布重整,一次提列16.4億元呆帳損失,造成去年第四季淨損7.82億元,導致去年淨利腰斬,為此,董事長戴誠志頻頻向董事會致歉,宣示不拿年終獎金。
他也意有所指的說,華映體質比綠能好,大同卻選擇華映聲請重整,主要是大同當初對福建華映科技有所承諾,而這個「承諾」到底有多大?大同不肯說清楚。
戴誠志董事長所說的華映科技,是華映在福建眾多的子公司之一。有一年,我帶領海西考察團,從福州到武夷山,經過福清,赫然見到幅員廣闊的華映生產基地,令人歎為觀止。
華映堪稱是台商投資大陸,大膽西進的代表,單是大陸的子公司超過12家,而且實收資本額都很龐大,像是華映光電103億元、華映科技122.73億元,科立視材料117.69億元、福建華佳彩372.73億元,單單這四家子公司,實收資本額就高達716.34億元,但是華映連年巨大虧損,如今市值只剩下40億元,不但拖累大同林家,也讓股東蒙受巨大損失。
現在華映陷入重整命運,京城銀行在華映的放款上慘遭滑鐵盧,戴誠志希望京城銀行能在華映重整中扮演主導角色,否則以現有經營團隊主導重整,敗軍之將重整能成功的極少。也許這一席話,主管機關應該聽進去,也許可以考慮委由戴董事長當重整人。 
這些年台灣的企業大膽西進,上市櫃公司赴中國大陸投資的1192家,佔76%,投資金額超過2.3兆台幣。過去20年西進是顯學,沒有西進有看不到明天的恐懼,但是事在人為,經營力比要不要西進、南進更重要。像華映投資中國大陸逾千億,但最後市值剩40億元,而且不小心股票還有變壁紙的可能。 
與華映成了強烈對照組的,是從台南民族路起家,全台召開了204家分店的藥妝店寶雅,這家不起眼的藥妝店擄獲女性顧客的心。218日寶雅召開董事會並通過去年全年財報,全年營收140.8億元,稅後淨利17.9億元,都創下歷史新高紀錄,EPS高達17.5,今年將配發15.75元的股息。
寶雅在去年底全台總店數開到201家,今年金門也將展店,將再拓點開30家。攤開寶雅的轉投資事業,其中大陸投資事業是零,也就是說寶雅營運據點全在台灣,精準定位為女性商店,在美妝市佔率拉高到82%,拉大了跟屈臣氏、康是美同業的差距,3EPS都保持在10元以上,股價站穩300元,市值拉升到307億元。 
這個藥妝店甚至超越百貨公司開遍大連、上海、重慶、成都的遠東百貨,遠百在大陸也有12個轉投資百貨據點,但全年獲利不及寶雅,市值237億元,也比寶雅少70億元,這都說明了經營力遠比西進、南進重要。
一直以來,大家都覺得大陸市場那麼大,不及早進去卡位,可能沒有明天,但是西進了,如果沒有找到市場商機,為西進而西進,最後可能連命根子都賠掉。眼前華映這堂西進的課代價是非常大的,不但投資股東血本無歸,甚至危及林家在大同的經營權。 
反觀寶雅的負責人陳建造從台南起家,守住台灣的根據地,雙腳沒有跨出台澎金馬半步,近10年淨利竟能從1.95億元跑到17.09億元,股價從17元跑到488元,真是台灣奇蹟的開創者。
企業的經營宗旨在創造獲利,我對企業選擇那裡當經營腹地沒有意見,但是「深耕台灣」與「大膽西進」,我找到寶雅與華映當對照組,一個是創造價值,一個是損毀價值,結論是:企業不管跑到那裡,用心經營並交出好成績單是無上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