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的形成及其功能

TheFellowshipoftheRingST-17-The Breaking of the Fellowship

【摘要2018.1.15.蘋果 吳惠林】在「一例一休」修法之際，勞動部長提出要幫勞工「組織工會」，好似有了工會之後，就可解決一些問題，真的是這樣嗎？看來是有必要再談一談工會的形成、功能，以及罷工這些基本問題了。

在一個自由社會裏，追求私利的個人，會選取對自己最有利的途徑，而尋求團結來幫助私利是一種有利的做法。工人也會組成工會來謀福利，工會既要監督僱主是否履行了所答應的工作條件及工作報酬，而且也要監督僱工們的表現，由而工會的最大功能即在促進勞資雙方的充分溝通，使兩者和諧相處，以提升生產力，使工資和工作條件能夠不斷的改進。

工會應不是如某些人所認為的，只是因為個人的議價能力太弱，為了避免得不到應得工資水準，才藉由集體協商的方式來免除資方的剝削。

工會組織和集體罷工，是現代西方社會史和經濟史的大事，而社會人士和政府官員對這件事的心態和作為，曾經由一個極端轉變到另一個極端。起先，在19世紀中期，工會運動開始時，反對聲勢浩大。可說將該運動視為洪水猛獸；當時，雖說工會組織未被完全遏阻，但經法律許可成立的卻極少。

後來，社會輿論和政府政策大大地轉變，竟然轉變到讓工會能夠「合法地」鬧出暴戾的情境：以「強迫的」全體罷工來威脅僱主，以「暴力」的糾察隊來裹脅會員工人和非會員工人。嚴重的時候，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秩序和全民生活。

為什麼會有如此劇烈的轉變呢？簡單的說，是由於當時在偏激的輿論下，立法的失誤。以英、美兩國的例子作為說明：就英國言，工會的特權是經由1906年的《職工爭議處理法》（The Trade Dispute Act of 1906）取得的，該法讓工會享有了免於民事責任的自由，即令工會職員假工會之名做了極兇惡的壞事，也可援引其中的條文來解脫一般人所不能解脫的法律責任。這當然違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再看美國，1919年的《克萊頓法》（The Clayton Act），特為工會豁免《休曼法》（The Sherman Act）反托拉斯的限制，1932年的《納瑞斯─拉瓜底亞法》（The Narris-La Guardia Act），則又豁免了工會許多非法行為的責任。此外，法院方面還有若干判例，又在一些個案中承認了工會的某些特權。 

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工會的力量逐漸龐大，終而難免被野心份子作為爭權奪利的政治資本。等到政府驚覺情況不對時，已因形勢難以挽回，只好處處忍讓了。迄1980年代，美國在受過諸多事件的教訓之後，無論社會輿論、政府決策乃至工會本身，都已有了一些轉向或修正。英國柴契爾夫人連續三次蟬聯執政，也顯示工黨所憑藉的政策早已不受英國人民欣賞。 

後進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可享有的便宜，就是能夠汲取先進國家的某些失敗經驗而免於重蹈。我們既已知道，歐美工會之所以逸出正軌的主要原因，我們在有關的立法方面，就應該慎防給予工會特權，或是有意的給予特殊袒護。但是，反過來說，也不應對自然發展的工會運動有意的壓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