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4日 星期四

兩岸關係的三個必須論

Beethoven - Symphony No. 8 (Proms 2012)
【摘要2016.3.24.聯合報 葉銀華】台灣可以沒有穩定的兩岸關係嗎?過去八年所發展的兩岸關係模式可以延續下去?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否定」!但是新政府未來如何發展新的兩岸關係?兩岸關係未來的走向,考驗著總統當選人與新政府執政團隊。
對等發展的關鍵是台灣要有不可忽視的經濟實力,否則台灣在兩岸的談判力量將日衰!因此,新政府兩岸關係的第一個必須論是要提升台灣的經濟實力,基本上首要強化「投資台灣」 更進一步,台灣的未來在於台灣要能夠「走進世界」!這是過去八年所忽略之處。
台灣目前的經濟出路不是簡單用「適度通膨」的發展模式來形容,台灣的經濟沉悶、實質所得停滯主要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所造成投資不振,因此強化「在台灣」之有形、無形的投資是關鍵。目前應該嘗試整合成適用「所有產業」的通案,例如:修改產業創新條例,提供租稅優惠與行政便利;如此一來對就業機會、全民所得提升比較有助益,進而提高消費,拉動政策的所得乘數效果。
更進一步,台灣應走外向型的治理結構,加入跨地區的自由貿易或經濟夥伴協定是一個選項,唯需台灣要有經濟實力,別國的開放我們才能得利,並且降低對部分產業的負面影響。
其次,大陸的經濟、金融規模快速發展,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廿餘年前,大陸由於土地、勞工充沛與成本低廉,吸引許多國家的製造業前往設廠,成為世界工廠;近來,由於大陸消費能力趨強,許多國家的企業紛紛期盼攻入大陸內需市場,使得大陸逐漸成為世界市場。
兩岸經貿交流擴大,有助於台灣之經濟發展;然而大陸經濟成長趨緩、金融風險與紅色供應鏈威脅日增,因而大陸經濟對台灣有著「離不開、但靠不住」的情境
投資不振才是經濟缺氧的關鍵【摘要2016.3.24.經濟日報】台灣民間投資已連續15年處在停滯狀態,固定資本形成年增率從19902000年的平均8.21%,一路驟降至20012010年的1.20%20112015年的0.96%
首先,面臨人才流失的窘況。從WEF2016年《世界競爭力報告》可知,台灣整體競爭力雖位居15名,但留住及吸引人才的能力分別落在39名、56名,遠差於韓國與中國。在長期缺乏合格與技術勞工的情況下,企業投資意願自然降低,造成相關工作機會更加萎縮,又再加速人才外流,形成惡性循環。
其次,以往台灣資本市場活絡,有利企業籌資,加以新創企業繁多,較易創造新市場。一旦創業有成,即可帶動大量的固定投資,形成推動經濟成長的力量,並回饋至資本市場。資料顯示,19882002年台灣股市成交量占實質GDP比、上市公司家數平均以17.9%10.6%速度飆升,平均經濟成長率亦高達6.3%
20032015年經濟成長率放緩至3.9%,上市公司家數增速減慢至2.5%,股市成交量占實質GDP比甚至轉為下跌5.4%,三者的關係從相輔相成轉為相互拖累。
第三、委外生產比例高,對本國投資產生排擠。先進製造業廠商將生產自本國移往海外時,短期雖有助成本降低,但因研發與生產往往必須在同一地點才有效率,使下一世代的生產技術多在外包地發展,上下游供應鏈與相關投資也多會跟著移往外包地,使本國產業空洞化。長年以來,廠商「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的後遺症,即是如此。
目前資通訊產品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已逾九成,導致相關產品占重大投資僅剩下2%。若占重大投資比達41%的電子零組件業,產品移往海外生產比重續提高,後果更不堪設想。
第四、研發總量明顯不足。若就研發金額占GDP比來看,2014年台灣低於韓國,台灣在此項比重遠落後。
最後,相較於基礎與應用研究型研發較能帶來「市場創造」創新,並帶動大量的固定投資,台灣著力較多的技術發展型研發則偏向「性能」與「效率」創新(其占總研發比2014年達68%),創造固定資本投資與工作機會的能力較少,使台灣研發對投資的帶動效果較差。
既然投資如此重要,為何台灣企業「沒察覺」?原因是,企業主管及投資市場仍多抱持資源是有限的,而新技術卻是源源不絕地冒出來的舊觀念,企業經營遂著重以財務比例輔助進行有效率的資源分配,卻未細想如今全球及台灣都處在資金相當充裕的時代,理應打破既有思維,增加對相對稀缺的新技術投資,而不是一味地怕財務比例變差,把資源集中在庫藏股、外包生產或效率創新等回收較快的項目上,導致市場創造創新遭扼殺及實體投資不足的困境。
投資是經濟活動的氧氣,而台灣長年投資低迷比出口連13個月衰退更須被高度重視,政府應認清結構性沉痾並對症下藥,投資持續不足才是經濟逐漸陷入缺氧狀態的根源。


2016年3月15日 星期二

權力距離:阻礙台灣企業建立品牌的主因

Beethoven - Symphony No. 3, 1st movement
【摘要2016.3.15.工商 史孟康】長年觀察企業,企業文化是台灣企業始終無法創造出成功國際品牌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曾提到宏達電和宏碁在全球市場上的困境,除了混亂的產品策略,內部長期東、西方價值衝突所衍生出來的挑戰,更直接的讓這兩家企業在營運上顯得綁手綁腳。
企業文化對於一個企業的效率和效能有著關鍵的影響力。台灣的合約製造商,以過往40代工模式成功的經驗,固執地深信目前「由上而下」的文化和管理是有效的,以致於少有人敢質疑台灣品牌差強人意的表現是企業文化所造成的。但,我相信正是企業文化阻礙了台灣品牌發光的機會。
不過當我們了解「由上而下」文化的形成原因,我們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在高權力距離下,經營者認為員工不夠積極,而員工對於企業的整體表現不滿意,這導致了許多企業停滯住,無法動彈。高權力距離是台灣企業無法建立成功國際品牌的最主要原因!
什麼是權力距離?指:「一個國家內的組織機構中,較無權力之成員預期並接受權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歐洲國家,如奧地利的權力距離是最低的,來自這些國家的企業中,各級員工(較無權力者)對於決策的參與是相對為積極主動的。我們來比較一下,美國約是歐洲國家的兩倍。而台灣約是美國的1.5倍,甚至比日本這個以社會階級鮮明的國家,還高出幾個百分點。台灣這種高權力距離的文化,大大減少企業員工參與決策的主動積極程度。
當台灣早期還是全球代工工廠時,高權力距離對於企業效率和效能有著正面的貢獻。這時期,企業經營者的主要工作是管理關鍵客戶,並做決策,交由企業和員工執行,確保滿足客戶的期待,以及降低營運成本。「由上而下管理」是這時企業中所有人的默契。
但當合約製造模式漸漸轉移陣地時,企業經營者開始以自創品牌作為新的獲利模式。可是,不同於合約製造模式,建立國際品牌所需要經營的地方,從少數關鍵客戶身上,轉移至上百家通路夥伴,甚至無數的終端消費者。加上行銷、產品策略、客戶服務、消費體驗等接踵而來經營品牌必然的管理挑戰,這時候的決策考量 就變得複雜,變得不可能單獨一個人就能全部都顧到了。
具有高權力距離文化的企業很難建立成功的國際品牌,因為會有三個盲點:
1.中階主管和員工過度依賴企業經營者做大大小小的決定,這個導致企業的效率降低,甚至會發生不一致的決策方向;
2.企業經營者不習慣於策略性的放權與分工,拖慢了企業的發展,也完全消弭了員工參與決策的意願和動力;
3.習慣於高權力距離文化的經理人,和習慣於低權力距離文化的員工,在缺乏經營者的決策下,衝突日增(反之亦然)。導致管理成本的提高和士氣的低落。
面對這些挑戰,台灣企業的經營者與員工首先需要認清,權力距離對企業內部的影響。經營者必須先讓員工瞭解「決策」的有無是如何影響企業競爭力,接著必須找出相應的職位,賦予權利和責任。人資部門同時可以經由訓練和工作坊,協助同仁瞭解文化差異,並學習如何共處。
習慣於低權力距離的員工對於這種做法是會表示歡迎的,但高權力距離的員工則需要時間和激勵配套,來重新適應新的工作模式,這也包含經營者。會很容易的回到過往的習慣,人之常情,但為了品牌建立與長期利益,我們必須抗拒回頭。
除了這些需要努力外,我同時也鼓勵企業以願景作為驅動改變的催化劑。如同Sony改變全球對於日本企業的看法,捷安特藉由推廣自行車運動,願景也是許多國際領導品牌面對企業發展停滯時的一帖良藥。
一群有共同目標和願景的人,更能緊密的合作,做決策也會相對的容易。企業經營者減少了花費在做日常大小決定的時間,能放在找尋更長遠的目標,員工更有做決策的動力和承擔,這樣才能為建立成功國際品牌,打下穩固的基礎。


推動轉型正義真的好難?

Beethoven Symphony No 3 Eroica Leonard Bernstein Wiener Philarmoniker
【摘要2016.3.15.自由 林雍昇】許多過去受藍營阻擋的《政黨法》、《不黨產處理條例》等法案紛紛重見天日,新國會的立委也分別提出各式各樣新法案,還有《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修法,《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國家安全法》第9條修正,以及《政治檔案法》草案等,都列為本會期優先法案。
藍營作為被改革的目標喊冤,只顯示出其恬不知恥毫無悔意的惡劣本質。而綠營不難看出其對轉型正義認知的膚淺,最高領導者更是毫無整合及提出整體戰略的意願與能力,更甚者,有時還會出現附和虛偽政客「藍綠政黨應該和解」,「可以原諒不能遺忘」或「應該寬容才能向前行」的鄉愿口號,認為從李登輝1995年以國家最高領導人身分向228事件受害者家屬道歉後,這個議題應該就此打住,再拿出來談的人就是從事政治鬥爭及撕裂族群的民主罪人。然而實情真是如此嗎?
轉型正義,正成為目前國際社會上最熱烈討論的議題之一,台灣一再高喊要與國際接軌的實踐,但對國際社會發展的無知卻既深且重,而且藍綠皆同。
就國際學界而言,根據統計,截至201512月,全球最權威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轉型正義資料庫」收錄的相關文獻已近3,000Transitional Justice Data Base, n.d.),而在NGO團體的努力上,2001年,眾多原先零散的各國推動轉型正義公民團體,正式合併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轉型正義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簡稱 ICTJ)成立,專門致力於該問題的研究與實踐。
20073月,《國際轉型正義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正式創刊,成為該領域的第一本國際性學術雜誌。因此,說轉型正義這個議題是老生常談的人,其國際觀之貧乏及思想之反動令人驚駭
2004年知名學者PosnerVermeule發表的一篇論文甚至就直接以〈轉型正義做為常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 as Ordinary Justice)為名,聯合國在2011年報告更正是引用這個觀點指出,轉型正義在國際社會上幾乎無時無刻在進行,已成為一種Steady(持續)的狀態,轉型正義正式被國際社會視為是一種常態性正義
至於世界最大的國家政府組織聯合國的態度,從1945年的「紐倫堡大審」、「東京大審」後,到主因冷戰後引起的對舊威權政權不意統治的處理與克服經驗,包括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設立的1993年「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CTY)、1994年「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ICTR)、2003年成立「柬埔寨刑庭」與「獅子山刑事法院」,以及波西尼亞、東帝汶、科索沃、黎巴嫩等地設立的各種混合刑事法庭所立下及累積的經驗、典範與標準。
對於國際法與內國法之間如何整合以進行過往不義政權的處理,經最後終於在1998年通過,2002年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又稱『羅馬規約』)及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確立了做為往後對體系不義處理的共通程序與模式後。
20048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正式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了名為《衝突中和衝突後社會的法治和轉型正義》的報告(S/2004/616),報告中清楚定義轉型正義及其處理原則:
「轉型正義之理念乃是一個社會處理大規模濫權的遺緒,所進行和建立的所有程序和機制,其目標在確立責任、服膺正義並成就和解;在進行轉型正義時,戰略必須是全面的,包括兼顧起訴個人、賠償、尋求真相、改革機構、人事審查和革職的問題,或這些行動的任何適當組合。」
從此以降,聯合國大會2005年通過《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受害人獲得補救和賠償的權利基本原則和導則》,接下來《2005年世界首腦會議成果》(第60/1號決議)、秘書長2006年題為「匯聚我們的力量:加強聯合國對法治原則的支持」的報告(A/61/636-S/2006/980),2008年後每年的年度報告(A/63/226A/64/298A/65/318A/66/133)都是上述報告的接續努力。
更進一步的,2010626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更審議了題為「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過程中增進和加強法治原則」的專案。629日安理會再度請聯合國秘書長提交一份後續報告,評估執行秘書長2004年關於「衝突中和衝突後社會的法治和轉型正義」的報告(S/2004/616)所載各項建議方面的進展情況,並為此考慮促進法治的進一步步驟(見S/PRST/2010/11)。
為遵照上述的要求,聯合國秘書長201110月又再度針對上述報告提出進一步追蹤與檢討的報告(S/2011/634)。在2012年大會聯合國秘書長進一步呼籲對擴大國際社會的興趣和支持所作的承諾。
2013年大會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的報告,秘書長轉遞國際刑事法庭第十八次年度報告的說明,前南斯拉夫國際法庭的報告,2014年大會更史無前例的召開聯合國高層級原住民族世界大會,重點依舊環繞在轉型正義,2015年的大會同樣包含了針對「國際犯罪普遍管轄權原則的範圍和適用」和「國內和國際的法治」等議程。
如此冗長對國際社會中轉型正義的發展現狀介紹,目的是指出聯合國在徹底檢視及檢討反省其六十年來(尤其是近十幾年來)的實務經驗,才有能力及勇氣嚴肅正式地提出第一分對於轉型正義的官方報告,代表國際社會對此一議題巨大重要性的共識及持續反覆思辯後方得出的初步結論,甚至在接下來11年的大會中都是反覆探討的議題。
反觀,轉型正義這個議題在台灣僅從1990年代因解嚴而零星談論20多年,就居然被多數人認為已是老生常談,甚至是政治惡鬥的無聊話題,台灣人對民主法治價值堅持之薄弱、淺碟子的速食思考模式,及對國際事務之井底之蛙眼界,完全暴露無遺且令人鄙視。
也更映證了2004年安南報告中所指出的,國際社會在貫徹轉型正義時最大的阻礙為:「國家領導人欠缺進行改革的政治意願,欠缺真正獨立的司法部門與機構,欠缺刑事追訴的技術能力,欠缺物質資源和財政資源,欠缺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及欠缺政府對人權的尊重」。
今年228紀念日台北市長柯文哲那份名為「寬容如海、成就台灣」所顯現的是這兩者其中之一,對照之下,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說:「像納粹屠殺猶太人之類的暴行乃是康德所謂的「絕對與根本的惡」,人類對其知之甚少,迄今為止,因為我們所知的所有刑罰,都不足以與此等慘絕人寰的罪行成比例,因此它們是不能懲罰的,由於它們不能被懲罰,同樣也是不能被寬恕的」。
後者是多數西方人眼中道德的極端捍衛者,但在台灣,她可能被譏為只是一個小鼻子小眼睛的記恨小丑。
李鈞震:
1.        中國,以後一定會實行民主政治,也許會在90年以後;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成功與失敗的)都可以給中國人參考,讓中國人好好清算共產黨的黨產,以及中國權貴階級如何迫害人權,一一清算習近平、胡錦濤……這一大群人權敗類
2.        黃安、洪秀柱以及台灣統派人士,一定都知道一個客觀真實:習近平、胡錦濤與蔣經國都是人權敗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