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1.21.自由◎何瑞恩（Ryan
Hass）】美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近期發布2018年全球十大政治、經濟風險，高居榜首的是中國正在努力設立國際標準、加速全球權力重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再提及的「大國願景」，以及用以取代西方民主體制的「中國式民主」，正說明了這種企圖。隨著中國在國內外接連取得成功，以及美國從主導全球性事務的角色淡出，中國當局於是更加無所忌憚。拜中國投機取巧的行動主義所賜，亂象增生、風險加劇是千真萬確的事，這種情況值得密切注意。
與此同時，一種與上述現象相關的全球趨勢也開始萌芽。各國逐漸意識到，北京正竭盡全力左右外國公民看待中國的態度，國際間並對這種意圖嫌惡不已。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英國經濟學人把中國這種行徑形容成「銳實力」（sharp
power），指中國透過蠻力威嚇、金錢賄賂、資訊操縱等手段，迫使挑戰中國利益者知難而退，造成批評中國作法者噤若寒蟬，更試圖藉此讓西方民主制度的光環黯淡，進而促使中國那一套國內安全優先於個人自由的治國方法受到接納。
澳洲對中國「銳實力」的反彈最為明顯，坎培拉當局正著手訂定新法，防堵外國勢力透過政治獻金收買影響力，而相同的劇本也在紐西蘭上演。不僅如此，美國國會及社會上愈來愈多聲音呼籲，必須對中國影響美國輿論的企圖提高警戒。歐洲各國的焦慮同樣與日俱增，不僅擔心歐盟的中國政策可能受到干預，也擔心中國逐漸掌控在歐洲居領先地位的高科技業。
此外，中國鋪天蓋地阻撓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飛彈防禦系統，也造成南韓反感，認為中方強迫南韓將中國的安全需求置於本國之上。而在台灣，中國主導的促統行動，也只是加深對北京的敵意。美國皮優研究中心近期民調顯示，「中國崛起」被亞太地區許多國家視為一種威脅；即使是堅定挺中的巴基斯坦等國，也開始對中國在其國內的影響力感到憂心忡忡。
在世界各地逐漸對中國「銳實力」提高警戒之際，正是台灣培養自身「軟實力」，透過貢獻國際社會來汲取外部善意的最佳時機。以下是三種可行之道。
首先，加碼投資新南向政策。短期來看，台灣理應深化與南方夥伴的經濟連結；長期來說，台灣應該大力投資，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及南亞國家新一代政治和商業領袖的個人關係。倘若應對得宜，這樣的佈局將成為支撐台灣區域角色的力量，也能使台灣持續對東南亞地區做出貢獻。
其次，積極參與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和國際環境計畫。這些旗艦計畫賦予台灣一個發揮平台，得以將區域內主要國家、甚至其他地區國家的代表人士帶進台灣。若能做到這點，當國際上面臨如防止傳染性疾病擴散、推廣發展中國家再生能源計畫、打擊人口販賣和發揚女權等挑戰性十足的重大議題時，台灣即可站出來扮演領頭羊。這是台灣展現創新精神、贏取各國好感，並且深入區域事務的合宜管道。
最後，針對中國共產黨利用宣傳機器、秘密行動和網路媒介影響輿論，台灣必須提高公眾的了解程度。從各種面向觀之，台灣都是中國施展「銳實力」的核心目標，而正大光明迎戰將是抵禦這種企圖的不二法門。這麼做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凝聚台灣內部的向心力，以便在遭遇不同規模的挑戰時，更容易擬定出獲得全民鼎力相助的對策。台灣追求此道的過程中，芬蘭是可以借鏡學習的對象，因為芬蘭近期才設立「反制複合式威脅卓越中心」，其宗旨也是處理歐洲內部面臨的威脅。
上述建議與蔡英文總統立下的願景不謀而合，目標都將台灣定位成一個有責任感，且努力維護台海兩岸現狀的行動者。蔡英文總統如此定位台灣，實為充滿智慧且深謀遠慮之舉。
台灣如今應全力以赴，尋找方法去美化自身作為公共利益創造者的形象，這將有助於台灣在國際舞台上贏得尊重和尊嚴。雖然台灣努力建立聲譽，或者積極培養「軟實力」，不比與更多民主國家外交結盟，或參加更多國際性會議來得重要，但長遠看來，這樣的作法對於強化台灣的身份和地位，仍然深具價值。
低薪探原【摘要2018.1.21.自由 張溫波】總統蔡英文指示，行政團隊今年施政重要任務是全力解決低薪（特別是年輕人低薪）問題，月薪三萬元是夢想目標。企業加薪的獎勵方式包括企業薪資結構有利於年輕人，給予津貼；或企業參與政府標案，給予一些點數加權，「得標機會」相對較高。這些獎勵口號雖然相當響亮，但不無因果錯亂之疑，甚至弄巧成拙，效果可能適得其反，殊值一一澄清。
從總體經濟學理而言，採用津貼及獎勵的行政手段促使加薪，會出現兩種反應：一為增加企業勞動成本，激化物價相應上漲，拖累消費及輸出擴張，引申的勞動需求（就業）與GDP同告減少。二為物價上漲，原先某一定數額的名目貨幣供給，經折合實質貨幣供給減少，利率上升，投資縮減，就業與GDP降低。結果，勞工實質薪資不變，回歸原點，甚至倒退。一旦行政手段撤銷，低薪變本加厲。
從這一邏輯推理，即知主政者必須致力優化投資環境，並採取有效機制，誘導當前龐大游資（呆錢或濫頭寸），引入實體投資行列，促進經濟成長活力與潛力持續增強，才是帶動就業及薪資不斷增加的正途。
時下論者、高官甚至行政首長屢屢高呼通膨（CPI或GDP平減物價指數）救薪資、薪資救經濟成長（等同通膨救經濟）的論調，殊不知患了嚴重誤導社會大眾的謬論。2009年油電價格巨幅上漲，搖搖欲墜的景氣雪上加霜，即為例證，殷鑑不遠。
薪資是勞動市場中受僱者勞動供給與資方勞動需求共同決定的勞動「價格」的「果」，而不是「因」。而且，各行業及其內部個別企業面對的「因」及「果」互異，行政手段更難處理。勞動市場雖受到相關法制的牽制，未必能充分符合真正自由市場的運行，但尚能發揮價格或薪資決定的基本機能，世界各國皆然。
當前景氣雖呈現復甦曙光，但仍有相當幅度的失業率，即表示未達充分就業狀態。就因為如此，薪資依然遲滯不升。2000年起，實質經常薪資倒退已逾十六年之久，形成人人琅琅上口的窮忙、窮薪及窮苦的異常現象。
官方指出，2017年受僱者共898.5萬人，較2016年微增7.9萬人（0.89％），反映景氣復甦所創造的就業相當有限。其中月薪未滿二萬元尚有39.5萬人，未滿三萬元更高達265.6萬人，兩者合計占總受僱人數的33.96％，雖然減少21.9萬人，但距脫貧窘境仍有相當距離。
另方面，月薪超過三萬元受僱者增加29.8萬人，增加3.4％，比起月薪低於三萬元者減少6.7％，呈現明顯改善。
月薪三萬元的夢想目標，設定準則究竟如何，主政者沒有交代。筆者就每人名目GDP占總名目GDP來觀察。依官方最新資料，2017年每人名目GDP增達73.9萬元，而薪資報酬（或稱勞動對總GDP貢獻的勞動報酬）占總GDP比率43.8％，二者乘積除以十二個月等於2.7萬元。
若追溯1980年代末年及1990年代前半期薪資報酬占比50％，據以估算2017年月薪即三萬元。筆者認為這一算法可讓低薪者接受。唯一缺憾的是，六都或各縣市的基本（最低）生活費用高低不一，不宜以這一平均值適用各地的低薪受僱者，應訂定地區別的低薪標準。
台灣低薪其來有自，主要歸因如下：
第一、企業結構：全部企業單位以中小型為主幹，高占97.2％（140.1萬家），大型企業僅占2.8％（4.1萬家）；前者就業占78.2％（881.1萬人），後者占21.8％（245.6萬人）。中小企業規模小，大都為生活型企業經營方式（尤以小型企業最為明顯），月薪必然相對偏低，成為窮薪族群。
大型企業（特別是財團企業）享有減免稅、水電費等鉅額優惠，又汙染成本未充分反映於生產成本，盈餘豐裕，員工分享「大餅」較多，早已成為社會中高所得者甚至富豪。在GDP分配之中，勞動報酬從1990年前半期的50％降至2016年43.8％，營業盈餘（資本報酬）從29％升至35％，貧富懸殊愈見惡化。
第二、勞工因素：受僱者本身綜合學經歷、進修、研究而成的技術知識水準懸殊，月薪高低兩極化。受僱者技能低階者占多數，月薪較低。高學歷資優生紛紛出國深造，後段生從事低階工作甚至非典型工作已屢見不鮮，甚至有時高達三分之二。
第三、企業模式：台灣經濟是出口驅動的成長型態，但出口主力廠商大都採取組裝代工微利的經營模式。該等廠商每年營業額頗大，但營利微薄，受僱者分享「紅利」較少。易言之，大型企業亦不乏低薪者。該等廠商研發創新創意、自創品牌等投資不足，關鍵技術短缺，關鍵零組件自製能力低落。因此，每單位出口品所含進口原材料零組件比率（import
content）偏高，產品異質化甚低，與出口競爭對象國相差無幾，缺乏競爭力相對優勢，出口價格落入國外進口商決定的外生變數。出口所需進口材料零組件的進口價格則成為國外供應商決定的外生變數。二「外」夾殺的結果，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惡化，實質國民所得（經濟福祉）隨每年鉅額對外貿易值而流失不貲，月薪難以提升勢所必然。
綜合上述，加薪不宜採用津貼或標案點數加權的行政手段，以避免反效果與造成市場秩序混亂。主政者必須從「果」追「因」，據以研擬對症投藥的有效對策，才能使薪資低化問題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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