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需要軍事事務革新

© Symphony 3 Eroica 4th movement Finale Allegro Molto - DRSymfoniOrkestret - Fabio Luisi

【摘要2018.1.27.自由◎ 張延廷】軍隊任務的專業性不同於民間一般專長，依兵役法規又有屆齡退伍的服役限制，所以很多軍事人才無法在軍中長留久用。有時正值青壯年代的軍人，即因為軍隊專長分類及升遷限制等各種因素，當到達最大服役年限時，便必須依規定離開國防專業職場，使好不容易培養、又饒富經驗的軍官、士官必須離開軍中，形成人力資源的浪費。

因此有必要全盤檢討軍職、文職人力的結構，充分調整及鼓勵即將屆退的軍職人員繼續留軍中服務，發揮軍隊組織最大的經驗價值。

而目前國防事務所面臨的長期隱憂，是國家長年投注大量資源所培育的國防專業人才，囿於軍隊組織結構限制，在服役年限到達屆退年齡時，不論有無豐富的軍旅經驗，都必須依規定離開國防專業職場，使原本經過時間長期淬煉而出的軍事專業，也都因退役而歸零形成人力資源浪費。

現代戰爭型態已明顯不同於往昔，不但戰爭來得快，武器裝備又比以往具有更強大的殺傷力及毀滅力，必須具有高度資訊化、專業化、整合性的複合型人才，方能應付日趨艱深、複雜的現代化戰爭，才能進一步嚇阻戰爭的爆發。而這些高難度的軍事專業，正需要經驗豐富的資深軍官、士官在軍中長留久用，發揮嫻熟的戰術戰法經驗價值、管理專業、高端裝備維修等，將現代化武器裝備性能做最大的發揮，方得累積強大的戰力。

例如目前空軍官校，便聘用了一些已退役的資深飛行教官，繼續留在學校擔任教官，而這些教官不但具有數千小時的戰機飛行時數，帶飛經驗又非常豐富，能很專業又迅速的知道要如何帶飛學生，傳承得來不易的飛行經驗，可掌握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教學生懂得飛行操作要領。

而這些稀少的專業飛行人才，退伍後並沒有立刻到民航公司當飛行機師拿更多的薪水，反而憑著一股當年從軍的使命感與服務熱忱，在軍中繼續作育英才，又不知為國家省了多少可貴的飛行訓練成本。

現在各國都在進行軍事事務革新，冀圖以最少的人力資源成本，留用培養不易之軍事專業人才轉用為國防事務專員，並鼓勵屆退軍職人員續留在軍中服務。不但可因此立即上手推動相關政策，並有利經驗與技術傳承，可立即擁有最佳建軍備戰人才、有效延長軍職人員職涯、降低軍隊人力維持成本，為一舉數得、經濟有效的國防方策。

中華民國的一中困境【摘要2018.1.27.自由◎ 林青昭】中國加緊壓縮中華民國的外交空間，動作更加頻繁。首先是，中國強化和拉丁美洲的關係，可能動搖我方邦交國的動向。其次是，中華民國國旗遭美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及貿易代表署官網撤下。另，梵蒂岡與中國即將簽署主教任命協議，我方和教廷邦交又亮紅燈。「中華民國一個中國」的外交困境，顯而易見。

七十年來陸續不斷有邦交國和中華民國斷交，主要是因為國際社會依據國際法「一國一合法政府」原則，陸續承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這也說明兩岸的法關係，至今都是一個中國之下兩個政府之間的「漢賊不兩立」問題，而不是兩個不同的國家關係。

「國家承認」和「政府承認」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不可以撤銷，而後者則反之。目前中華民國與建交的邦交國之間，是屬於可以撤銷的「政府承認」。由於擔心「政府承認」隨時可能被撤銷，因此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每年必須編列超過五百億的龐大預算，以維繫和邦交國的關係。既然反對「台灣、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為何又要花費台灣人民的稅款維持一個中國的外交政策？

中華民國自我定位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國的舊政府。1971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之後，偏安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就已不再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但是，中華民國的外交政策，至今都還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爭取各國的「政府承認」，依舊是一中之下的法統之爭。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要求邦交國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才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台灣總統是十幾億中國人的國家元首。因為堅持一中框架下的外交政策，台灣至今仍然無法走上國際舞台。

台灣人必須自己勇敢站起來，向國際社會發聲，展現台灣人民要建立新國家的決心和意志。做一個有尊嚴的台灣人，更應該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申請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同時取得「國家承認」。（作者為台灣憲法學會副秘書長）

台灣雲峰飛彈射程涵蓋北京 專家：技術獨步武林【摘要2018.1.27.聯合報】日前飛彈攻擊三峽大壩話題引發熱議，也傳出中科院正研發雲峰高空巡弋飛彈，射程可涵蓋北京，國防諮詢委員、軍事專家宋兆文在臉書貼文表示，獨步武林的雲峰高空巡弋飛彈，世界上絕無僅有，長程攻擊犀利精準！如果未來我們能有500枚以上的雲峰高空巡弋飛彈，能產生有效威脅，並可破壞犯台行動的作戰節奏，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

宋兆文說，雲峰飛彈屬於高空巡弋飛彈，是中科院的傲世佳作，經多年研發之後，研判已完成相關測試，以沖壓噴射引擎高速推進，可有效實施高高空超音速飛行，射程超過2000公里以上，在高高空飛行空氣阻力小，可有超過三馬赫的射速，北京應圈在射程之內。

雲峰高空巡弋飛彈，發射後在高空50公里到70公里高度飛行，加上飛彈彈體的隱形塗料，雷達偵測不易，只有高空高性能電偵機與高山高性能雷達，才有可能一不小心偵測到，研判我們的樂山舖路爪長程預警雷達，因位於2600公尺高度，以及性能優異關係，也有可能可以偵測到。

宋兆文說，雲峰飛彈發構想，是提升防衛作戰中的長程反擊戰力，我們早已具備彈道飛彈研發製造能力，但是受限於世界禁止彈道飛彈擴散規定，以及測試的問題，而發展出低於地球軌道的--高高空超音速巡弋飛彈，感謝禁止彈道飛彈擴散條例，逼迫我們發展出如此犀利的雲峰巡弋飛彈，在製造成本上，也省下大把的國防預算。

研判雲峰飛彈直徑約90公分，長度約9公尺，使用中科院自製液態燃料推進。輸入攻擊目標座標之後，可以射後不理，因此可對遠程的多目標，進行精準攻擊，雲峰飛彈使用GPS與陀螺儀導航尋標，以陀螺儀為主，GPS為輔。

雲峰飛彈攻擊目標，以拋物線高速下擊，雄二E巡弋飛彈屬於超低空攻擊性質，會受到一些地形地物的影響，要是雄二E低空打不到的目標，可用雲峰飛彈從高空打，兩種巡弋飛彈使用高低搭配戰術，可達成戰略戰術上的任務，研判雲峰飛彈可使用：高爆/油氣/燃燒/電磁脈衝/鑽深穿甲等不同的彈頭彈，視目標性質做選擇，彈頭重量，研判至少在500公斤以上。

如果未來我們能有500枚以上的雲峰高空巡弋飛彈，對彼岸的重要軍政目標，以及C-4-ISR，皆能產生有效威脅，並可破壞犯台行動的作戰節奏，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

披著自由貿易外衣的保護主義

Beethoven Symphony No. 7 – 4th Movement

【摘要2018.1.27.自由】正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有如一場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對決的華山論劍，雙方的帶頭大哥為美國與中國，主軸戲碼則是貿易爭端。美方由川普親自出馬，在論壇上宣講「美國優先」的教義，高揭含帶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公平貿易旗幟；

諷刺的是，全球具有最濃厚保護色彩，在其國內市場佈滿貿易障礙，以不對稱、不公平的手段阻絕外企競爭的中國，卻因川普站在保護主義一邊，引發多數國家反彈，反而披上了自由貿易外衣，彷彿是捍衛自由貿易、對抗保護主義的急先鋒，在達沃斯上演一場黑色鬧劇。

川普個人意志堅定，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認為美國在建構與維持國際現行政經秩序上，實質利益長年受到嚴重損害，尤其因堅守自由貿易的遊戲規則與推動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而被貿易對手國佔了便宜，其中之最乃是去年對美貿易順差高達兩千七百多億美元的中國，以及利用ＮＡＦＴ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崛起的墨西哥，成為川普眼中造成美國藍領階級失業與貧困的罪魁禍首。

由此可見，川普公平貿易訴求的對象固然遍及對美擁有龐大順差的國家，但是，首要打擊者則非年年從美國賺走兩、三千億美元貿易財的中國莫屬。最近中美貿易衝突急劇升溫，從太陽能、鋼鐵與智財權的紛爭，戰火幾乎全面延燒，而瑞士的世界經濟論壇恰巧成為中美口舌交鋒的場合。

然而，從國際經貿大架構來看，川普與歐美日等西方資本主義集團的摩擦，確可定位為全球化與保護主義之爭，例如歐洲領袖紛紛質疑川普的保護主義，德國總理梅克爾呼籲「孤立主義無法帶領我們前進。我們必須互相合作，保護主義不是正確的答案」。

顯然川普執政之後，美國逐漸淡出維護世界政經秩序的角色，以現實主義與利益取向代替了理想主義，已引起重要友邦的反彈與疑慮。而美國降低全球參與的領導角色所讓出的權力空間，是否會被中俄等霸權趁機補位，造成全球政經體系的失衡，恐怕是多數國家最大的夢魘。

但是，若聚焦於美中之間，則世界經濟論壇純粹是兩國貿易利益之爭，亦即雙方之間的貿易是否公平對等的論辯，無關乎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的差異。美中交鋒的真實圖像，乃是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所稱，美國並未發動貿易戰，中國才是真正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他直陳，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人對自由貿易一直是巧言令色，且更善於高度的保護主義行為。相較於中國，美國的保護主義根本是小巫見大巫。

換言之，美國對中國展開貿易制裁，不可視為在全球化立場上退縮，而是為了打破中國長期以來透過國家資源與政策所構築的保護主義壁壘，還給兩國之商品與服務貿易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其實，近年中國的經濟崛起，低廉的勞動成本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市場一直籠罩在保護主義的天羅地網之中，並不存在自由競爭，加上中國仿冒、盜版、竊密、挖角、購併等無所不用其極，令外企根本難以進入其市場，而特定產業與企業在如此扶植下更茁壯為跨國大企業。

中國的補貼造成產能過剩，價格崩潰，而川普所以對太陽能電池與模組祭出高關稅，就是對中國企業利用政府補貼打垮市場，令全球太陽能產業崩盤，所進行的反擊。因此，對於中國利用不公平手段進行壟斷與傾銷的報復，不論是以「美國優先」或「公平貿易」之名，都具有自我防衛的正當性，由此才能看清達沃斯論戰的真相。

厚植軟實力—台灣低成本、高報酬的努力方向

Brahms - Symphony No. 4 (Carlos Kleiber / Wiener Philharmoniker)

【摘要2018.1.21.自由◎何瑞恩（Ryan Hass）】美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近期發布2018年全球十大政治、經濟風險，高居榜首的是中國正在努力設立國際標準、加速全球權力重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再提及的「大國願景」，以及用以取代西方民主體制的「中國式民主」，正說明了這種企圖。隨著中國在國內外接連取得成功，以及美國從主導全球性事務的角色淡出，中國當局於是更加無所忌憚。拜中國投機取巧的行動主義所賜，亂象增生、風險加劇是千真萬確的事，這種情況值得密切注意。

與此同時，一種與上述現象相關的全球趨勢也開始萌芽。各國逐漸意識到，北京正竭盡全力左右外國公民看待中國的態度，國際間並對這種意圖嫌惡不已。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英國經濟學人把中國這種行徑形容成「銳實力」（sharp power），指中國透過蠻力威嚇、金錢賄賂、資訊操縱等手段，迫使挑戰中國利益者知難而退，造成批評中國作法者噤若寒蟬，更試圖藉此讓西方民主制度的光環黯淡，進而促使中國那一套國內安全優先於個人自由的治國方法受到接納。

澳洲對中國「銳實力」的反彈最為明顯，坎培拉當局正著手訂定新法，防堵外國勢力透過政治獻金收買影響力，而相同的劇本也在紐西蘭上演。不僅如此，美國國會及社會上愈來愈多聲音呼籲，必須對中國影響美國輿論的企圖提高警戒。歐洲各國的焦慮同樣與日俱增，不僅擔心歐盟的中國政策可能受到干預，也擔心中國逐漸掌控在歐洲居領先地位的高科技業。

此外，中國鋪天蓋地阻撓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飛彈防禦系統，也造成南韓反感，認為中方強迫南韓將中國的安全需求置於本國之上。而在台灣，中國主導的促統行動，也只是加深對北京的敵意。美國皮優研究中心近期民調顯示，「中國崛起」被亞太地區許多國家視為一種威脅；即使是堅定挺中的巴基斯坦等國，也開始對中國在其國內的影響力感到憂心忡忡。

在世界各地逐漸對中國「銳實力」提高警戒之際，正是台灣培養自身「軟實力」，透過貢獻國際社會來汲取外部善意的最佳時機。以下是三種可行之道。

首先，加碼投資新南向政策。短期來看，台灣理應深化與南方夥伴的經濟連結；長期來說，台灣應該大力投資，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及南亞國家新一代政治和商業領袖的個人關係。倘若應對得宜，這樣的佈局將成為支撐台灣區域角色的力量，也能使台灣持續對東南亞地區做出貢獻。

其次，積極參與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和國際環境計畫。這些旗艦計畫賦予台灣一個發揮平台，得以將區域內主要國家、甚至其他地區國家的代表人士帶進台灣。若能做到這點，當國際上面臨如防止傳染性疾病擴散、推廣發展中國家再生能源計畫、打擊人口販賣和發揚女權等挑戰性十足的重大議題時，台灣即可站出來扮演領頭羊。這是台灣展現創新精神、贏取各國好感，並且深入區域事務的合宜管道。

最後，針對中國共產黨利用宣傳機器、秘密行動和網路媒介影響輿論，台灣必須提高公眾的了解程度。從各種面向觀之，台灣都是中國施展「銳實力」的核心目標，而正大光明迎戰將是抵禦這種企圖的不二法門。這麼做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凝聚台灣內部的向心力，以便在遭遇不同規模的挑戰時，更容易擬定出獲得全民鼎力相助的對策。台灣追求此道的過程中，芬蘭是可以借鏡學習的對象，因為芬蘭近期才設立「反制複合式威脅卓越中心」，其宗旨也是處理歐洲內部面臨的威脅。

上述建議與蔡英文總統立下的願景不謀而合，目標都將台灣定位成一個有責任感，且努力維護台海兩岸現狀的行動者。蔡英文總統如此定位台灣，實為充滿智慧且深謀遠慮之舉。

台灣如今應全力以赴，尋找方法去美化自身作為公共利益創造者的形象，這將有助於台灣在國際舞台上贏得尊重和尊嚴。雖然台灣努力建立聲譽，或者積極培養「軟實力」，不比與更多民主國家外交結盟，或參加更多國際性會議來得重要，但長遠看來，這樣的作法對於強化台灣的身份和地位，仍然深具價值。

低薪探原【摘要2018.1.21.自由 張溫波】總統蔡英文指示，行政團隊今年施政重要任務是全力解決低薪（特別是年輕人低薪）問題，月薪三萬元是夢想目標。企業加薪的獎勵方式包括企業薪資結構有利於年輕人，給予津貼；或企業參與政府標案，給予一些點數加權，「得標機會」相對較高。這些獎勵口號雖然相當響亮，但不無因果錯亂之疑，甚至弄巧成拙，效果可能適得其反，殊值一一澄清。

從總體經濟學理而言，採用津貼及獎勵的行政手段促使加薪，會出現兩種反應：一為增加企業勞動成本，激化物價相應上漲，拖累消費及輸出擴張，引申的勞動需求（就業）與GDP同告減少。二為物價上漲，原先某一定數額的名目貨幣供給，經折合實質貨幣供給減少，利率上升，投資縮減，就業與GDP降低。結果，勞工實質薪資不變，回歸原點，甚至倒退。一旦行政手段撤銷，低薪變本加厲。

從這一邏輯推理，即知主政者必須致力優化投資環境，並採取有效機制，誘導當前龐大游資（呆錢或濫頭寸），引入實體投資行列，促進經濟成長活力與潛力持續增強，才是帶動就業及薪資不斷增加的正途。

時下論者、高官甚至行政首長屢屢高呼通膨（CPI或GDP平減物價指數）救薪資、薪資救經濟成長（等同通膨救經濟）的論調，殊不知患了嚴重誤導社會大眾的謬論。2009年油電價格巨幅上漲，搖搖欲墜的景氣雪上加霜，即為例證，殷鑑不遠。

薪資是勞動市場中受僱者勞動供給與資方勞動需求共同決定的勞動「價格」的「果」，而不是「因」。而且，各行業及其內部個別企業面對的「因」及「果」互異，行政手段更難處理。勞動市場雖受到相關法制的牽制，未必能充分符合真正自由市場的運行，但尚能發揮價格或薪資決定的基本機能，世界各國皆然。

當前景氣雖呈現復甦曙光，但仍有相當幅度的失業率，即表示未達充分就業狀態。就因為如此，薪資依然遲滯不升。2000年起，實質經常薪資倒退已逾十六年之久，形成人人琅琅上口的窮忙、窮薪及窮苦的異常現象。

官方指出，2017年受僱者共898.5萬人，較2016年微增7.9萬人（0.89％），反映景氣復甦所創造的就業相當有限。其中月薪未滿二萬元尚有39.5萬人，未滿三萬元更高達265.6萬人，兩者合計占總受僱人數的33.96％，雖然減少21.9萬人，但距脫貧窘境仍有相當距離。

另方面，月薪超過三萬元受僱者增加29.8萬人，增加3.4％，比起月薪低於三萬元者減少6.7％，呈現明顯改善。

月薪三萬元的夢想目標，設定準則究竟如何，主政者沒有交代。筆者就每人名目GDP占總名目GDP來觀察。依官方最新資料，2017年每人名目GDP增達73.9萬元，而薪資報酬（或稱勞動對總GDP貢獻的勞動報酬）占總GDP比率43.8％，二者乘積除以十二個月等於2.7萬元。

若追溯1980年代末年及1990年代前半期薪資報酬占比50％，據以估算2017年月薪即三萬元。筆者認為這一算法可讓低薪者接受。唯一缺憾的是，六都或各縣市的基本（最低）生活費用高低不一，不宜以這一平均值適用各地的低薪受僱者，應訂定地區別的低薪標準。

台灣低薪其來有自，主要歸因如下：

第一、企業結構：全部企業單位以中小型為主幹，高占97.2％（140.1萬家），大型企業僅占2.8％（4.1萬家）；前者就業占78.2％（881.1萬人），後者占21.8％（245.6萬人）。中小企業規模小，大都為生活型企業經營方式（尤以小型企業最為明顯），月薪必然相對偏低，成為窮薪族群。

大型企業（特別是財團企業）享有減免稅、水電費等鉅額優惠，又汙染成本未充分反映於生產成本，盈餘豐裕，員工分享「大餅」較多，早已成為社會中高所得者甚至富豪。在GDP分配之中，勞動報酬從1990年前半期的50％降至2016年43.8％，營業盈餘（資本報酬）從29％升至35％，貧富懸殊愈見惡化。

第二、勞工因素：受僱者本身綜合學經歷、進修、研究而成的技術知識水準懸殊，月薪高低兩極化。受僱者技能低階者占多數，月薪較低。高學歷資優生紛紛出國深造，後段生從事低階工作甚至非典型工作已屢見不鮮，甚至有時高達三分之二。

第三、企業模式：台灣經濟是出口驅動的成長型態，但出口主力廠商大都採取組裝代工微利的經營模式。該等廠商每年營業額頗大，但營利微薄，受僱者分享「紅利」較少。易言之，大型企業亦不乏低薪者。該等廠商研發創新創意、自創品牌等投資不足，關鍵技術短缺，關鍵零組件自製能力低落。因此，每單位出口品所含進口原材料零組件比率（import content）偏高，產品異質化甚低，與出口競爭對象國相差無幾，缺乏競爭力相對優勢，出口價格落入國外進口商決定的外生變數。出口所需進口材料零組件的進口價格則成為國外供應商決定的外生變數。二「外」夾殺的結果，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惡化，實質國民所得（經濟福祉）隨每年鉅額對外貿易值而流失不貲，月薪難以提升勢所必然。

綜合上述，加薪不宜採用津貼或標案點數加權的行政手段，以避免反效果與造成市場秩序混亂。主政者必須從「果」追「因」，據以研擬對症投藥的有效對策，才能使薪資低化問題迎刃而解。

科技政策亂了套，產業發展堪虞

BEETHOVEN - Symphony no. 3 "EROICA" - Leonard Bernstein (1)

【摘要2018.1.20.工商時報】最近，科技部、立法委員及少數學者希望推動「科技部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主要目的有三，其一，針對科技部、科技會報、經濟部等部會定位做出明確分工；其二，科技部擴大業務範圍，納入經濟部門業務；其三，強化科技部角色，科技預算審議交由科技部主導等。

從表面上看，科技預算執行單位予以明確分工，並由科技部統一事權進行科技資源的分配與計畫審議，可以降低科技資源的重覆投資。同時，科技部接手部分的經濟部中下游研發業務，有助於科技的基礎研究、中游應用研究及下游技術發展的上中下游協調、整合，連成一氣，使產學研合作加強，提高科技預算的執行效率。但若干問題待釐清，否則可能為帶來科技研發、產業競爭力會帶來衝擊，值得正視問題如下：

第一，科技部執行能量能否消化龐大的科技預算：根據科技部的規劃，未來該部擁有科技預算的審議大權，科技部的科技預算勢將大幅增加，但上游的基礎研究，欲移轉至中下游的應用研究、技術商品化，必須有足夠的執行人力、機構，才能落實執行。

以往科技部為科技政策的制定者，但缺乏科技研發的執行經驗、能量，短期內也不易馬上到位。而下游技術移轉、商品化、輔導及對業界的了解，也並非科技部所擅長，未來科技政策在應用、商品化的各個環節可能出現的斷層、真空，必須審慎因應。

第二，科技資源配置失衡，不利科技預算執行績效：眾所皆知，台灣產學合作效率不佳，過去每年耗費數百至上千億的國家型計畫，其效率、績效評估向來飽受爭議。同時，基礎研究應用，移轉至產業界的比重，也遠遠不及日本，更遑論美國。

在產學合作不佳，科技上游研發到下游商品化效率不彰的情況下，將更大筆科技資源再投入上游的基礎研究及其主管單位的科技部，導致資源更扭曲的配置，在投入產出績效降低下，產業發展的腳步勢將遭受衝擊。

第三，科技研發預算分配及執行單位集中於科技部，在球員兼裁判下，資源如何公平分配？目前科技會報負責審議、資源分配，如資源、執行集中於科技部，在本位主義思考下，對科技資源的配置勢將嚴重失衡。在頭重（上游基礎研發經費配置多）、腳輕（中下游應用研究、商品化預算少）下，對原本預算已多於經濟部的科技部，更將一面倒的失衡。如何兼顧資源公平分配，使在第一線推動產業發展的經濟部有足夠資源，來強化產業優勢及出口競爭力，必須正視。

第四，權責必須相符以提高科技研發的效率：根據科技部規劃，科技負責研發、應用研究、而下游的商品化、輔導仍交由經濟部，勢將形成大筆經費在握的科技部卻不須負最終商品化的成敗責任，導致有權無責，不利經濟效益、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第五，績效指標（KPI）應明確，使民眾、企業有感。科技部以創新家數、獨角獸家數目KPI，這些都是投入面而非產出面指標（就業、投資），因台灣目前的創新創業仍以點為主，非全面性，對吸引投資，創造就業有限。而科技的獨角獸，除了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外，著重在資本市場的操作，只有少數公司，少數企業及少數投資人藉資本操作獲利。因此，未來KPI必須更著重投資、創造就業等產出面的KPI。

第六，科技資源應避免重複投入，導致資源的浪費：為求績效、討好年輕人，以及吸引媒體矚目。各部會紛紛跳下來規劃創業計畫，鼓勵青年人創業。但創業失敗率高，反而使青年人涉入更大風險，而且資源重覆配置，上中下游研發分工紊亂，對產業競爭的提升幫助有限。

展望未來，我們認為：

第一，科技資源的分配仍應由科技會報進行，避免科技部負責執行研發計畫，又兼具負責資源分配可能產生的本位主義。

第二，科技部應加強基礎研究，而中游的應用研究、下游的技術發展，仍應由對產業較了解，輔導能量較充足的經濟部主導較適合。其間科技部和經濟部的部會協調、合作則仍由科技政委主其事。

如政府仍執意於部會間的明確分工，我們的建議是，將國家科技產業經費一分為二，分成科技研發、產業研發兩大塊。科技部負責科技研發及執行（科技專業預算），而經濟部則負責產業相關研發及產業的發展（產業專業預算），並由各自培養自己的智庫、研究機構進行政策規劃、研發及產業化，在權責相符下，部會間良性競爭，反而有利於提升各自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