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3.5.蘋果】習近平打敗了一條深遠的西方政治經濟論述系統，就是自由市場必須有民主開放的政治制度配套才能有效運作。中國的崛起，特別是嚴厲的社會控制，說明了專制極權限制自由與人權並不會阻礙經濟的發展，有時反而為經濟發展掃平絆腳石，預備了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供經濟表現起飛。
西方這套理論歷經兩百多年的淬鍊，一路上多位大師級的政治經濟學家為自由市場加持立論，開放社會的自由體制已成為經濟成長的充要條件，而且開放的政治與自由經濟互相補強，這套思想幾乎成為近代以來的普世第一原理。
但是本期的《外交事務》期刊以「全球化創造了一頭中國怪獸」為題，認為中國興起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對中國和西方都是如此。過去西方以為資本主義和民主化將齊頭並進，但中國徹底打破了這個迷思，為地緣政治帶來深遠的改變。
1990年代西方企業界與政界相信，透過貿易、投資等建設性接觸，會讓中國開放民主；但事與願違，伴隨中國繁榮而來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對言論思想的嚴厲控制、政治制度更封閉、異議人士更受壓迫。也就是說全球化之後，產生了一種新的中國模式：經濟非常國際化，同時政治上又是極端專制獨裁的一黨制國家，從俄羅斯、土耳其到埃及等新興國家都在複製中國的強人統治模式。
這種「自由經濟需要民主政治，民主政治製造繁榮經濟」的話語套路，已經證明不準確，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可以各自獨立的存在，之間並不必然互為因果。柯林頓、布希、歐巴馬都誤以為全球化與貿易有助於中國走向自由化與民主化。但事實證明這是對中國心存幻想，不僅心態上大錯，也是大戰略的特錯，因此美國需要重新制定對中國的戰略。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對於「剝奪政治自由與基本公民權以加速刺激經濟發展是好事」的論調不能苟同，他曾說專制政治幫助經濟成長的證據並不存在，人類自由的增進才是發展的主要目的，同時也是主要手段。市場機制的效能是經濟學家的神主牌，但沈恩認為市場機制的深遠力量必須基於社會公平與正義，並透過基本社會機會的創造來予以補充。
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僅只有物質生活，而促成自由的深化和餵飽13億人至少同等重要。這是我們覺得中國就差這一項而感到遺憾的原因。
落實台灣人權 為亞洲轉型典範【摘要2018.3.5.蘋果 施佳良】今年2月25日新華社發布「中共建議刪除國家主席任期規定」，消息一出舉世譁然。從去年中共十九大，不立接班人、習近平思想進入黨章，到今年任期修憲案，我們正在目睹政治強人的權力不斷集中。另方面，習近平則提出全面達成小康社會的中國夢目標，欲以經濟成長作為權力集中的正當性來源。
對比於宏觀面的外在榮景，中國社會卻面臨了更嚴酷生存考驗。中共建立全方位的大數據及錄影系統，進行社會監控；面對知識份子，收緊言論自由空間，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監禁至死；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瑞典公民桂民海在泰國被擄至中國。
而與政治保持距離的中產階級，也同樣面臨權力的恣意侵犯。如北京市民雷洋在為家人接機途中，遭警方強押扣罪，因雷洋不認罪而被虐致死。更不用說北京市政府以消除安全隱患為名，強力驅除從事基層勞力工作的「低端人口」，令其在零下寒冬中露宿街頭。
中國正經歷的社會控制、政治權力集中等，台灣並不陌生。對比於中國的新威權主義更為廣泛深入地壓迫人權，台灣的民主化與轉型正義的經驗，將可成為正受壓制的中國公民社會的參照與指引。因此更需要梳理轉型正義的主要內涵與釐清思考誤區。
有些人將轉型正義視為政黨之間的清算鬥爭。然而「勝者即正義」的成王敗寇歷史觀，這正是轉型正義的阻礙。轉型正義的重要意涵，即是以「人權」為衡量尺度，檢視過去威權體制下，國家權力是如何有系統地迫害人權、侵犯人民的生命財產，釐清哪些人主導或參與迫害、如何進行迫害、權力如何遭到濫用、釐清加害者責任等。這些工作目的不在於報復，而是承認錯誤並尋求約束國家權力的方式，讓系統性的迫害不再發生。
此外也有人認為威權體制縱使有侵犯人權，但也帶來台灣的經濟發展，應平衡地看待加害者的功過。然而「功過相抵」的論調，同樣是對轉型正義的誤解。正義不以「結果的有利與否」來做計算和界定。
事實上，每一個受害者的名字，就是一條獨立生命的消逝。個人的生命尊嚴，豈是能簡化放在天平上，與經濟等其他利益進行比較。因此，尋找及賠償受害者、恢復受害者個人名譽，正是重視個人人權、重視生而為人的基本尊嚴的價值展現。
自318學運後，台灣社會在面對威權與威脅時，而折射出對於人權價值、民主與實質法治的珍視與追求。這是在台灣社會生活的人的共同經驗與自我界定。任何政黨都無法迴避、逆反此一趨勢。
轉型正義透過回顧省思歷史、釐清真相，除為了彌補過去的錯誤及促成歷史的和解外，更將積極導引深度的認識與思考，厚培公民社會成為人權保障的防護與基石，更進一步形成以人權價值為先、遵行民主法治、重視人類基本尊嚴的國家內涵。也將帶給其他威權國家中的公民社會，充滿希望與前進的願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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