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創新產業 勿複製二軍經驗

Beethoven - Symphony No 8 in F major, Op 93 - Thielemann

【摘要2016.3.21.自由】新政府提出五大創新研發產業為核心的產業政策，希望帶動產業轉型與升級，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特聘教授林盈達指出，追求新題材，不如改革方法，方法不改革，用力推新題材，只會浪費資源去複製二軍經驗，無法大幅提升、甚或確保台灣整體高科技產業的國際地位。

林盈達：台灣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產業，近年遭受紅色供應鏈威脅，優勢正在流失之中，新政府即將上台，各種建言不斷被提出，包括引導投入生醫、綠能、物聯網、5G、國防、智慧機械等新題材，在舊題材上抵抗紅潮，或與中資妥協投降，讓其投資入股，新政府顯然缺乏足夠幕僚去判斷最佳的策略與做法。

該問的是，如果用現有舊方法去推動新題材，結果會跟過去推新題材失敗的效果不一樣嗎？事實上，第一種，以革新方法去做舊題材的效果，反而最快最好，因為市場已有掌握，這比第二種新方法做新題材好，因為新題材的市場還沒出現，或我們還吃不到，第二種又比第三種以現況的舊方法做舊題材好，最差的就是第四種舊方法做新題材。新政府的政務官如果不察，用舊思維舊官僚體系熱忱地推動新題材，就會得到四種組合中最差的效果，只是放煙火一場。

題材就像戰場，方法就像武器，過去用了無效的武器要改進或拋棄，找到新武器到舊戰場試，成功的才能拿到新戰場去用，拿無效的武器去新戰場鐵死，也不能戰場跟武器都是新的，失敗了都不知道原因是戰場太難或武器太差。

台灣高科技產業過去不乏成功與失敗的經驗，特別是資通訊產業，依照成功到失敗的等級，大致上可排列為：半導體製造與設計、關鍵零組件、電腦（桌機、筆電、平板、手機）、網路通訊、四大慘業（面板、太陽能、DRAM、LED）、軟體、生物科技、數位內容等，把成功跟失敗的案例作歸納分析，就不難分出有用跟失效的方法及其原因，改進或拋棄舊方法，再試新方法，就可能得到成功。

特別是半導體，因為有政府三十年前的積極作為，結合產官學研的人與錢，並引進技術，加上不少運氣，得到許多歐洲先進國家難以取得且令人稱羨的成果，成為今天台灣高科技的國安屏障。

如果說政府最好都不要管，讓業界自由發展，這我可不同意，小國的政府更需要引導集中資源，協助建立產業生態，看看韓國政府如何傾國家之力扶植三星與數位內容產業，中國政府如何準備糧草，先收買後殲滅台灣最有競爭力的半導體，也看看台灣不少大老闆們做過多少錯誤決策，造成一代拳王，或奉送整個產業給中國的後果。政府絕對有能力扶植，也能夠保護一個產業，只要有好的方法用在不算太分散的舊題材與新題材上。

就我的觀察，產品品牌定位有製造代工（OEM）、設計代工（ODM）、自有品牌（OBM）；市場區隔有消費型、企業型、電信機房型；廠商依產品又可分為整機的系統廠、晶片廠、軟體廠；結果我國資通訊產業經過三十年努力，大部份產業、廠商、產品定位高度集中在ODM、系統／晶片、10～30％、買硬體送軟體，比三軍綽綽有餘，比一軍卻不足，且辛苦很多，只有在某些半導體及關鍵零組件，我們堪稱一軍，其他都是二軍或三軍，經濟部工業局及技術處可知這些長期困境，並提出長期對策？如果使用現有舊方法投入新題材，頂多只能複製二、三軍的經驗。

下錯藥，比不吃藥自然調節慘，所以計畫與政策的「配方」最重要，這裏配方包括由哪個單位規劃推動、政策租稅利多與補助計畫搭配、人才技術資金的供給、產學研的分工合作、成敗標準等。

但錯置與怪異現象到處都是，科技部只管大學研究，加上幾個國家實驗室及科學園區，但不管產業發展，經濟部工業局與技術處掌管產業發展，但不懂技術，這種錯置已長達幾十年，也被多次檢討，但因本位主義，無人有勇氣改變，即使在兩年前科技部由國科會改制而來，也錯失改變機會。

財團法人工研院跟資策會都想辦法「塞」人到主管機關經濟部去「罩」自己的計畫，因為經濟部官員不懂技術，找被管單位派人支援，違反利益迴避原則，如此罩出來每年數百億的法人科專，成效當然是二、三軍。

政府單位又喜歡找研究績效優異的教授去當政務官，一邊認為學問大，官應該可以大，另一邊是想官大後，學問可以更大，然後就兩邊都完蛋，官場無效能，學界損失繼續鑽研的先鋒，是國家雙重損失，新政府應考慮在需要學產界專長的部會成立政策委員會，且對重大議題具有建議權（二分之一門檻）與否決權（三分之二門檻）。

政府資源與注意力也應該這樣分配，不應對新題材投入太多，而輕忽現有重要、但遭受威脅的產業。不論新舊題材，投入資源與審核都應適量與到位，才會有效，以科技創業為例，太多單位在推動、補助太少、審核期太長、標準太模糊等，造成成效不彰。

應該做一張審核表，產業別為橫軸，加分項目（軟硬體整合、軟體與服務整合、毛利率五十％以上、品牌導向、企業級設備等）為縱軸，方格內為可加分級距，得分高的就給予研發補助，或給予無擔保免息貸款形式之投資。若投入五十家，最後可能成功二家，那應該統整資源投入五百家，成功二十家，這個計畫才有經濟規模效益。

目前各項政府計畫審查委員以教授最多，其次是法人代表，業界代表最少，甚至有少數教授經常主審同一類型計畫，造成學閥現象，最後許多法人、學界、業界科專被綁架操控。如果將各項補助核准計畫的題目、期間、金額、主持人公佈，並公開整個領域的初審、複審與主審名單，達到開放資料（Open Data）的效果，這些綁架現象就會大幅減少。

政府科技產業最大的整體關鍵效益指標（KPI），應該是某項產業台灣整體能否從三軍變二軍、二軍變一軍、一線廠新增幾家，但我們欠缺這樣的戰略思維。大部份的計畫關鍵效益指標都在呈報協助多少廠商、處理多少廠商需求、舉辦多少會議，或是學界的論文數、專利數等「苦勞指標」，而不是衍生多少新創與上市公司、市占率與毛利率提升多少、降低多少對外權利金付出、標準貢獻數，或者學界的論文被引用數、技轉數、國際評比等「功勞指標」。

總結上述觀察，方法不改革，用力推新題材，只會浪費資源去複製二軍經驗，無法大幅提升、甚或確保台灣整體高科技產業的國際地位，希望新政府把握新上任改革的契機，再造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另一波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