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6日 星期四

台灣擁有南向政策的最大籌碼

Johannes Brahms - 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Haydn for orchestra Op. 56a
【摘要2016.5.26.蘋果 胡采蘋】第一個討論,傳統上南進政策的理論基礎:台灣需要經濟規模。最近我正在調查台灣的電商產業資料,我預設的題目是「為什麼阿里巴巴不是在台灣誕生」?
從資策會處拿到的大事記顯示,台灣在20012005年間就有垂直類電商出現(美妝類最多),20062010年就有團購網站出現(比美國的Groupon還早),2011年之後O2O到家服務網站大量出現。事實上這些網站在中國出現的時間非常晚;垂直電商包括母嬰、跨境電商等,這兩年才蔚為風潮;甚至阿里巴巴的C2C淘寶網、B2C天貓網,成立時間分別是20032008年,遠遠晚於Yahoo拍賣和PChome 
根據之初創投創始人林之晨的數據,台灣網路購物交易量規模,佔GDP17%,中國是12%,日本5%。如果此說法為真,「台灣業者不行、產業不行」是錯的,台灣電商種類的多元化與領先程度都相當高,但經濟規模非常可能是台灣缺乏一家超級電商平台的重要原因;台灣沒有一家像富士康一樣的超級電商公司在中國出現,是因為中國限制外資經營網路公司 
(有人)提出「台灣應停止進行任何南向計劃……,想辦法投資、發展最新的科技,像是自動化科技、積層製造技術、機器人產業等。台灣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科學家跟工程師,讓他們為了未來工作,而非維持現狀。」我非常同意後一句,但前一句是個謬誤,我們發展出來的任何新科技,只要沒有出售的市場,就不會有經濟規模 
第二個討論,是台灣擁有比任何其他國家更適合前進東南亞的條件:「雙國籍家庭」。台灣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大量與東南亞家庭通婚,在2005年前後,新移民之子比率一度佔全台新生兒的8,一直到2009年開始,中國籍媽媽所生育的新生兒比率才首度超越東南亞籍媽媽。 
1990年出生的新移民之子今年是26歲,他們擁有台籍的父系家庭與東南亞籍的母系家庭,而接下來的20年內,台灣會有大量這樣的「雙國籍之子」到達工作年齡;他們不但可能會說東南亞當地語言,而且在當地有母系親戚關係。 
儘管許多論點唱衰台灣新南向政策,批評台灣在中國阻撓下,不可能進入東協十國、不可能參加東南亞相關貿易協定;但別忘記了,我們是在當地有母系勢力的社會,這些新移民之子能選擇和母系家庭的親戚合資公司,這是完全可以繞過貿易協定、外資限制,得到本國人待遇的優勢族群。 
過去兩次南進政策(19941997年)失敗的最大原因,是因為台灣的資金選擇前往中國,沒真正南進。中國連續多年的雙位數經濟成長也的確是當時更好的選擇,這是資金的理性所致,無可責備。在這個過程中,台灣社會所錯失的,是沒有為這些向外投資的資金鋪設一條回來台灣的路
長時間以來,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沒受到太大重視,甚至受歧視,這實在是台灣社會的損失。其實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好處,只看我們會不會用;在公司體制如此,社會體制也一樣。當然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只會成功不會失敗,但這一盤生意,台灣的贏面大。 
教育政策也要南向【摘要2016.5.26.自由 薛家明】過去十年,台灣在境外學生的招收上獲得不錯的成績,整體境外學生人數從1995年的二萬餘人成長至2015年的11萬餘人,其中有高達86%來自亞洲
2015年的統計可以發現我國境外學生係以陸生為最大宗(佔38%),其中大陸研修生便佔了八成,亦即大多是來台短期交換而非就讀學位。而大陸、香港、澳門合計所佔比例高達五成以上,尚且不計一些母語為中文的海外華人子弟。
相較之下,東協十國的學生人數雖然也逐年增加,但所佔比例卻逐年下降,至2015年僅佔約四分之一(24%)。
國際教育的推動,絕對不是只有招生,尚包含本地生外語能力的培養、本地生國際經驗的積累、境外學生與本地生交流互動、多元文化刺激的環境建置、課程國際化的規劃設計、跨國研究合作等面向。若大學只重視招收單一面向的境外學生(陸生、港澳生),短期內或許可勉強維持學校營運,但長期忽略系統性的國際化提升,是否有助於拓展本地學生的國際視野?提升研究水平與國際觀?
東南亞各國經濟崛起,早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世界各國莫不積極爭相前往競逐利益,台灣不可能也不可以置身事外。新政府的「南向政策」,與其說是新政策,不如說是反映現況,面對實際問題,提供一個重新思索我國際教育政策方向的契機。
東南亞各國距離台灣近,觀光、商務交流頻繁,且目前已有五十萬新住民在台灣落地生根,國中小學生中每9人即有一名新住民子女,這群人已從「他者」變成「我們」,真真實實地生活在我們的周遭,亟需更多的理解與對話。
面臨全球競爭的時代,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人才培養首當其衝,新政府位移後的焦點放在東南亞,但我國整體的國際教育發展藍圖為何?政府要如何引導各級學校務實推動國際化?如何與新住民共存共榮,培養未來扎根東南亞的人才?
我們對於東南亞各國的國際教育政策的方向及優先順序為何?全球布局的策略又是為何?種種問題皆考驗著新政府的規劃與執行能力。
教育改革不必求「統一」【摘要2016.5.26.自由 張惠博】免試入學,對學生而言,是福音,「全面免試入學」,也被認為是貫徹十二年國教目標的必要手段,然而,問題在於:大多數的國中生日以繼夜的讀書和學校從不間斷的測驗,其目的,僅在於篩選學生進入所謂的傳統名校或明星高中就讀,能如願的學生估計僅為1530%。
換言之,為了不到一半的學生進入自己心目中的學校,卻要幾乎全部的國中生放棄自己的性向與興趣日夜苦讀,實不相宜,這應是推動全面免試入學的一個關鍵考量。
其實,經過這幾年的社會溝通,幾乎超過一半的國中生,已經能依據自己的志趣選擇就讀學校,他們會選擇學習內容與現實世界相結合的職校,剩下不到一半的學生也不必然都想進入所謂的明星高中。
因此,教育部現階段實可以朝著「免試入學,就近入學」的方向努力,並全力投入於免試入學的相關前置工作,包括:如何採計國中在校成績、城鄉學區劃分、改變傳統名校的態度等,再過一、兩年,時機成熟,應可水到渠成。另一方面,熱心教育的團體,也應支持新政府依據其新的思維與作法,協助實現其理想,倘有缺失,再提出檢討也不遲。
教育改革,不必然要採取全國一致的作法與步調,正如學校制服解禁,其意在讓學生享有更多的自主、選擇權,甚或是審美的培養,相信,也會有學校,很想保留他們美美的制服。
所以,倘教育部在宣佈重大政策之前,能留給各縣市,甚至各校一些討論與作決定的空間,一定更有助於目標的達成,不必凡事求「統一」呀!(作者為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校長)



2016年5月17日 星期二

居住正義 看看德國想想台灣

Maurice Ravel - Piano Concerto in G major, I
【摘要2016.5.17.中時 林建甫】財政部最近公布稅收統計,今年前4個月土地增值稅大減33%,創近4年新低,很多人怪罪是政府打房造成的。
首先,土增稅大減是因為交易量大幅萎縮造成的。過去房市大漲,交易熱絡,造成泡沫越吹越大。雖然稅收大增,但其實那是不正常的。現在因為實價登錄、房地合一,模糊被搓破,哄抬亂漲的獲利空間不再,加上老人化、少子化,未來空屋一定無法消化。
高達15倍左右的房價所得比,讓年輕人買不起房,中產階級換不起房。房價不降到合理程度,連剛性需求都無力滿足。因此房市冷凍,交易量萎縮,現在是再平衡的過渡階段。房價大幅上漲的結果,讓想要換房的有產階級,不再換得起房。讓賣掉房子的人永遠追不回來,讓無房者相對剝奪感更大。
現在連台北市蛋白區或新板蘆(新莊、板橋、蘆洲)的房價都令人望塵莫及。只有林三淡(林口、三峽、淡水)還沒有捷運的地方才有像樣的價格。社會上大部分的人就是為了一個殼,拚命一輩子。大部分的薪水都被房貸吸乾,無力做其他消費。這也是年輕人認為「居住正義」蕩然無存的根本原因,因此只好、只能追求小確幸而無鴻鵠之志,社會就難以進步。
如何實現居住正義?政府應讓房價盡速合理化,另外要完善制度可以借鏡德國三大政策經驗:「良性的產業定位」、「充分的住房供給」及「抑制投機的制度」。
首先,德國政府將房地產定為「社會福利性質的服務型產業」。住宅與教育、醫療一樣,都是社會福利的一環。買得起房、租得起房視為人民的基本需求。政府不講房地產是經濟的火車頭,房地產對經濟的貢獻也僅占8%左右。對比台灣的11.5%,比重明顯較高。
其次,德國房市供給穩定,政府有專門為中低收入家庭打造的保障住宅。德國住宅供給可分成四大部分,除了營建商、私人自建房、政府建公宅外,還比台灣多了合作社共同建房,即由低收入家庭共同集資建房,並且政府給予稅收、低利貸款等多方面的支持。目前德國的合作社共同建房占每年新建住宅的比例已經超過30%
除此之外,德國租屋市場也是有控管。地方政府與產業協會依法訂定「合理房租」,房租不得漲超過20%,否則就是違法。同時房東不能任意調漲房租,也不能隨意終止租房合約,也明文禁止二房東及欺詐中介,維持了良好的租房市場秩序。
德國的住宅自有率大約只有40%左右,有接近6成的民眾選擇租屋,其中年輕人租屋的比重高達77%。即使德國的房價比台北便宜很多,也不願意當房奴,降低生活品質。
第三,德國政府如何抑制投機炒作?除了每年的持有成本,買賣不動產需繳納土地購買稅及資本利得稅外,如果購屋10年內出售的獲利要被課15%以上的「投機稅」。賣方不能任意開價,如果售價超過基準價20%,將遭受最高5萬歐元的鉅額罰款;若超過50%,除了罰款還可能面臨3年徒刑。這些制度都讓市場中的投機者知難而退。
「打房」不一定是最佳的政策,但德國的住宅政策值得新政府參考。唯有從全面完善住宅制度,才能由根本實現居住正義。

2016年5月13日 星期五

喬治城大學和奴隸制度的罪惡

徐弘毅2016.4.27.
紐約時報社論指出,奴隸制度的賠款運動,要求補償250年前被奴役的美國人的後代,因為許多理由無法獲得認同;即使人們同情賠款的想法,他們還是經常爭辯沒有辦法分辨要求補償的人,誰是奴隸的後代。
當時代美國的銀行家、商人和製造商,都從奴隸買賣中獲利,投保的奴隸船和貨物的公司也有獲利。有超過一打的大學承認,曾與奴隸制度有關聯。美國早期建立的歷史中,奴隸扮演一定的角色。
Rachel Swarns 最近在時代雜誌說,沒有人能夠否認喬治城大學慘痛的奴隸史,在1838年,天主教耶穌會管理的喬治城學院,賣掉 272 名非洲裔美國人、女人與小孩,讓他們到南方的甘蔗種植園過地獄般的生活,以資助學院持續運作,這部分的事實是沒有爭議的。
耶穌會士販賣奴隸證明了奴隸制度的規模龐大,以及奴隸制度與美國最頂尖的天主教大學的財富,有直接關係。從馬里蘭耶穌會種植園運送到新奧爾良的奴隸名單已經公布,這批奴隸有部分的後代已經發現這起歷史上最嚴重的侵犯人權罪行,因此這是必須面對的特殊情況。
喬治城大學在道義上必須採取補償措施,補償措施應當包括,對奴隸後代提供獎學金,因為這些奴隸被販賣的錢拯救了喬治城大學。
許多人了解到,耶穌會是美國最大的奴隸所有者,可能會嚇了一大跳。歷史學家Craig Steven Wilder,在即將出版的新書奴隸制度的資本主義美國經濟發展的新歷史裡說明,在殖民時代天主教教會參與奴隸制度。如同Wilder教授所寫,『耶穌會沒有選擇放棄蓄奴,相反地,他們在路易西安那州採購奴隸之後,向西擴展種植園的奴隸制度,藉由這個方式,主教們建立教會。』
去年秋季,因為學生抗議,所以喬治城大學將二名神父的名字從校園建築移除,因為這二名神父負責安排出售黑奴。此外,由學生、校友、教授和其他人組成的大學工作團隊,正在研究如何讓大學理解、記憶和修改這段歷史。
Richard Cellini是建立記憶計畫的喬治城大學校友,他告訴部分奴隸的後代 他們家族的歷史,他們當眾痛哭,奴隸家族歷史過去一度是個秘密。自從理解到19世紀傳教士的殘酷歷史,部分天主教徒經歷信仰危機。
奴隸的後代希望他們的祖先能以穩固的方式被社會了解。部分奴隸的後代希望看到校園有永恆的紀念物,榮耀曾被奴役的家庭。喬治城大學開始歡迎奴隸的後代,進入校園,傾聽他們的建議。」
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犯罪,必須轉型正義,從喬治城大學中「除名,公開審判」信仰崩潰也要清算,以補償受害者;獨裁者蔣經國是基督徒,他犯罪應不應該轉型正義?當然要,藍軍的信仰崩潰也要清算,因為台灣要國際化、尊重人權、不要鎖國,這是藍綠的共識。
但是,國民黨到現在還是沒有主動交出超過六千億的不義黨產,救國團與婦聯會等外圍組織的財產還在隱藏中,也沒有主動交出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加害者的名單,由司法單位公平公開地審判,也沒有主動拆毀所有的蔣中正與蔣經國銅像,獨裁者的中正紀念堂、慈湖靈寢。
最近在野黨民進黨與時代力量,推動「轉型正義促進條例」立法,凍結並保全黨產,推動「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清查黨產,推動「政黨法」明令禁止政黨經營事業,讓黨產問題永遠終結。 國民黨權貴們則不停地阻止、逃避,說這是清算、鬥爭,這樣台灣如何國際化?台灣如何成為比德國更自由、民主、法治與保障人權的國家?事實上,逃避清算黨產,就是逃避國際化。
獨裁者蔣經國執政時期,當時的法官、檢察官、將官都知道,蔣經國沒有實行憲法,箝制言論自由、迫害人權……因此屬於人權敗類;這些司法官、將官還立志要為獨裁者做事,顯然心理極端變態,導致現今司法系統充滿司法敗類當高官,軍方高層也多是人權敗類的狀態。漢娜鄂蘭說,政客或公務員只要崇拜獨裁者、為獨裁者做事,幾乎都可以確定是平庸邪惡的社會敗類。 
過去陳肇敏違法刑求造成江國慶冤案,為什麼軍方還是繼續製造陸軍下士洪仲丘冤死案?已經有百萬白衫軍上街頭抗議洪仲丘冤案,為什麼太陽花學運期間,前行政院長江宜樺還會派警察暴力毆打抗爭民眾,將他們打得頭破血流?警察暴力毆打民眾的影片都po上網了,為什麼今年又發生馬政府憲兵違法搜索民宅誘捕魏姓民眾事件?因為台灣沒有認真在進行轉型正義。
台灣已經發生第一銀行押匯案,歷時28年審判,耗費司法資源,最後證明三名被告無罪,是一起冤案。那為什麼又繼續發生:邱義仁歷經羈押,無罪定讞;謝清志歷經羈押,無罪定讞。吳乃仁無罪定讞、郭清江被偵辦五年多不起訴等冤案,以及前交通部長郭瑤琪沒有證據就被判刑的茶葉罐收賄案?
前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已經被證明,他所帶領的法院系統,是違反程序正義、是製造冤案的司法敗類,為什麼這樣的人還可以擔任大法官?因為提名他當大法官的馬英九總統,自己就是獨裁者蔣經國迫害人權的共犯。
所有人類都一樣,犯錯沒有受到懲罰或教化,就會持續地犯罪下去。只要所有做出冤案判決的司法官名單沒有公布在網路上,成為台灣所有法學院的必讀教材,司法官就會持續侵犯人權。只要迫害人權的敗類,自己或家屬不出來公開懺悔,這種敗德行為一定會繼續延續在家族中;當政客就是迫害人權的敗類,政黨或組織如果不出來公開懺悔,這種敗德行為一定會繼續汙染國家與社會。
美國喬治城大學將二名神父的名字從校園建築移除,因為這二名神父負責安排出售黑奴,這大學因為勇於面對自己過去的錯誤與不堪,勇於追求真相,證明了他們確實是一流的大學。台灣的政治大學,在蔣經國統治時期協助獨裁者迫害人權,當時這所學校的大部分教授都是人權敗類,但是現今政治大學沒有教授敢追求真相,所以都成為學術界的庸才,因此政治大學也比一般的私立大學還要爛。

喬治城和奴隸制度的罪惡 Georgetown and the Sin of Slavery

The New York Times
By THE EDITORIAL BOARD APRIL 23, 2016
奴隸制度的賠款運動,要求補償250年前被奴役的美國人的後代,因為許多理由無法獲得認同。
The reparations movement, which calls for compensating the descendants of generations of enslaved Americans going back 250 years, has failed to gain traction in this country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大部分美國人看待奴隸制度,如同遙遠時期的一件神器,不適合現今的國家。即使人們同情賠款的想法他們了解到奴隸制度在社會的印記是持續的 他們還是經常爭辯沒有辦法分辨要求補償的人,誰是奴隸的後代,這部分是因為被奴役的人,在美國的人口調查通常沒有姓名,他們沒有呈現在歷史紀錄中。
Most Americans see slavery as an artifact of the distant past that has no bearing on the nation’s present. And even people who are sympathetic to the reparations idea — and who acknowledge the continued imprint of slavery on society — have often argued that there is no way to distinguish descendants who have provable claims to compensation from those who do not, partly because enslaved people usually went unnam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which rendered them faceless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
銀行家、商人和製造商,都從奴隸買賣中獲利,投保的奴隸船和貨物的公司也有獲利。有超過一打的大學承認曾與奴隸制度有關聯。還有一些人發現,它們早期建立的歷史中,奴隸扮演一定的角色。
Bankers,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all profited from the slave trade, as did companies that insured slaving ships and their cargo. And more than a dozen universities have acknowledged ties to slavery. Even so, some will find ways to paper over the role that slavery played in their founding and early history.
Rachel Swarns 最近在時代雜誌說,沒有人能夠否認喬治城大學慘痛的奴隸史。 1838年,天主教耶穌會管理的喬治城學院,賣掉 272 名非洲裔美國人、女人與小孩,讓他們到南方的甘蔗種植園過地獄般的生活,以資助學院持續運作。 這部分的事實是沒有爭議的。
Such denials are impossible in the harrowing history of slaver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that Rachel Swarns recounted recently in The Times. In 1838, the Jesuits running the college that became Georgetown sold 272 African-American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to a hellish life on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South to finance the college’s continued operation. On that fact, there is no dispute.
耶穌會士販賣奴隸證明,奴隸制度的規模龐大,以及奴隸制度與美國最頂尖的天主教大學的財富,有直接關係。 從馬里蘭耶穌會種植園運送到新奧爾良的奴隸名單已經公布。這批奴隸有部分的後代已經發現這起歷史上最嚴重的侵犯人權罪行,因此這是必須面對的特殊情況。
The sale by the Jesuits stands out for its sheer size and the directness of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existence and fortunes of one of the country’s top Catholic universities. The names of the people who were taken from the Jesuit plantations in Maryland and shipped to New Orleans are known.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ir descendants have already been found makes this a particularly salient case in the emerging effort to confront one of history’s worst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喬治城大學在道義上必須採取補償措施,補償措施應當包括,對奴隸後代提供獎學金,這些奴隸被販賣,賣得的錢拯救喬治城大學這個機構。
Georgetown is morally obligated to adopt restorative measures, which should clearly include a scholarship fund for the descendants of those who were sold to save the institution.
許多人了解到耶穌會是美國最大的奴隸所有者,可能會嚇了一大跳。歷史學家Craig Steven Wilder,在即將出版的新書奴隸制度的資本主義美國經濟發展的新歷史裡說明,在殖民時代天主教教會參與奴隸制度。 Wilder教授寫奴隸種植園的收入,讓天主教有資源抵抗殖民時期的迫害,讓教會在美國革命與其他不知名的迫害下生存。
Many people may be startled to learn that the Jesuits were among the largest slaveholders in the nation. But as the historian Craig Steven Wilder notes in the forthcoming book “Slavery’s Capitalism: 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fully involved with slavery in the colonial period. Professor Wilder writes that income from slave plantations gave Catholics the resources to resist colonial-era persecution, allowed the church to survive through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underwrote the church’s expansion.
到耶穌會種植園的遊客,包括在1820年參觀馬里蘭的愛爾蘭教士,紀錄暴力侵害奴隸的歷史。部分人士敦促教會釋放它的奴隸。但是,如同Wilder教授所寫,「耶穌會沒有選擇放棄蓄奴,相反地,他們在路易西安那州採購奴隸之後,向西擴展種植園的奴隸制度,藉由這個方式,主教們建立教會。」
Visitors to the Jesuit plantations, including an Irish priest who visited Maryland in 1820, documented the violence against the enslaved. Some urged the church to get rid of its slaves. But as Professor Wilder writes, “Rather than retreating from slaveholding, the bishops built their church by tracking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plantation slavery” after the Louisiana Purchase.
在喬治城大學,奴隸制度與學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大學仰賴奴隸種植園的收入支付學校的運作。當學校無法陷入麻煩,販賣非裔美國人、女人與小孩,可以解除毀滅。
At Georgetown, slavery and scholarship were inextricably linked. The college relied on its plantations to help pay for its operations. When the school fell into trouble, the sale of the African-American men, women and children staved off its ruin.
如果耶穌會沒有紀錄他們的名字,喬治城的黑人家庭可能早已失去歷史。有這些資訊在手上,非營利組織喬治城記憶計畫開始追蹤這些黑奴家庭存活的後代。這項計畫所使用的統計模型是,原本272名奴隸,存活下來的後代,人數約有12,00015,000人。
The black Georgetown families might have been lost to history had the Jesuits not recorded their names. With that information in hand, a nonprofit group called the Georgetown Memory Project has begun tracking down living descendants of these families. The statistical model used by the project estimates that there are 12,000 to 15,000 living descendants of the original 272 enslaved people.
去年秋季,因為學生抗議,所以喬治城大學將二名神父的名字從校園建築移除,因為,這二名神父負責安排出售黑奴。此外,由學生、校友、教授和其他人組成的大學工作團隊,正在研究如何讓大學理解、記憶和修改這段歷史。
Following student protests last fall, the university removed from two campus buildings the names of the two priests who arranged the sale. In addition, a university working group made up of students, alumni, professors and others are studying ways for the university to acknowledge, memorialize and make amends for this history.
Richard Cellini是建立記憶計畫的喬治城大學的校友,他告訴部分奴隸的後代 他們家族的歷史,他們當眾痛哭,奴隸家族歷史過去一度是個秘密。自從理解到19世紀傳教士的殘酷歷史,部分天主教徒經歷信仰危機。 Cellini先生說,他接觸的黑奴後代,沒有一個人曾經提到金錢或補償。
According to Richard Cellini, the Georgetown alumnus who established the memory project, some of the descendants wept openly when they were told of family histories that had been a mystery to them. As Catholics, some have experienced crises of faith since learning of the brutality of the 19th-century priests. None of the descendants he has spoken with have mentioned money or reparations for themselves, Mr. Cellini said.
奴隸的後代希望他們的祖先能以穩固的方式被社會了解。部分奴隸的後代希望看到校園有永恆的紀念物,榮耀曾被奴役的家庭,其中一個後代說,讓「真正的人,有真正的名字」。喬治城大學開始歡迎奴隸的後代,進入校園,傾聽他們的建議。
The descendants want their ancestors recognized in a durable way. Some would like to see a permanent memorial on campus that honors the enslaved families, one descendant said, as “real people with real names.” Georgetown can begin by welcoming the descendants into the university family and listening to their suggestions.


2016年5月12日 星期四

雞蛋全放同個籃子的「鮮果輸中」

Filippo Gragnani, Duet For Two Guitars, Consortium Classicum
【摘要2016.5.12.自由 Lin bay 好油】台灣水果以種類豐富名聞遐邇,一年四季皆能生產多樣鮮果,除溫帶鮮果,如蘋果、葡萄、李子、梅子、梨子等外,也同時盛產如鳳梨、釋迦、芒果、番石榴、香蕉等熱帶鮮果。
自我國加入WTO之後,台灣產具有競爭力的特色農產品,已能在國際農產品貿易市場中與其它國家競爭。而隨著全球化貿易自由化潮流,市場不斷開放、關稅降低後,國內農產品也能搶進國外消費市場。台灣水果銷日就是一例。台日兩國間的農產品貿易向來往來頻繁,過去日本一直是我國鮮果類最大輸出市場,除了地緣關係外,日本對果品要求嚴格也是原因之一。
日本每年進口水果總產值(關務稅則08類),從2012年的1665億日圓成長至2015年的2433億日圓;而我國2012年輸日果品產值約為18.33億日圓,2015年約為18.41億日圓,輸日產值佔比從1.1%降至0.76%我國對日輸出產值對比總輸出產值比則從201136.79%降至2015年的11.36%
這些年來,在台灣具國際競爭力的鮮果,主要還是以熱帶鮮果為主、亞熱帶為輔,台灣的溫帶鮮果一直缺乏輸出實力,也因此,我國主要輸入鮮果也以溫帶的蘋果、奇異果等為大宗。
過去台灣的鮮果輸出產值一直保持穩定且緩慢的成長,不過,近幾年來卻出現急速的上升,若以2012年為基準對比2015年,出口產值提升了113%,這樣成長的速度令人難以想像。那些水果產值開始大幅增加?ITC的資料統計我國這幾年產值大幅增加的水果,可得到下表。
從表中可看出,過去四年來,表列的水果出口產值皆大幅提升,尤其是鳳梨在過去四年的產值增長相當明顯,釋迦的出口產值也不斷上升,芒果也有一片榮景,甚至連過去甚少出口的檸檬都開始出口。出口產值大幅提高,又是輸出到哪些國家?若將上述七類水果以2015年的資料統計做整理,就會發現除了芒果以外,多數鮮果都是輸出到中國(見下表)。
再統計我國近五年來鮮果輸出產值前五大的國家,可得下表:
我國的鮮果外銷,輸出市場愈來愈集中,儘管這幾年韓國的市場有提升,但像日本、香港、新加坡這些國際主要競爭的消費市場卻是明顯的衰退,顯見我們的鮮果輸出愈來愈倚靠中國,其他的市場則不斷的萎縮中,這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靠著中國市場的需求,使我國鳳梨、釋迦、蓮霧等水果都大量生產,眼下市場一片大好,但當中國因為特定因素停止輸入台灣水果,或關口的管理趨嚴時,在大量生產與單一市場的限制下,又會產生哪些問題?
以今年農曆年前的東勢茂谷柑為例,產季盛產且有大量中國訂單,然而,今年卻出現將茂谷柑列為柑橘而非橙科,導致茂谷柑禁止輸中。後來雖經農委會反映,在擋關幾天後修正,但這個案例正說明了本土水果輸中的不穩定性
不管是政治操作,或是其他因素使然,當中國用某些理由禁止台灣特定鮮果輸中時,我們的農政單位是否有能力解決這些無法輸中的水果轉銷本土後,導致本地價格崩盤的問題?
若台灣本土市場無法容納,只能選擇轉輸出到其他國家的時,我們又是否有完善的冷鏈生產系統,能將鮮果輸出到較遠的國家銷售?而我們的本土驗證系統又是否能被其他國家接受呢?生產系統能否做到6T食品供應鏈(註1)品質管理?
台灣的外銷農產品產業,倚賴的應該是優質農產品生產以及優良的品質控管能力,而非單一的市場。過度倚賴中國市場,短期內也許能為國內鮮果外銷帶來一片榮景,但長遠觀之,將使台灣的品質控管能力停滯不前。
當中國因特定因素對台灣主力出口的農產品進行封鎖時,其慘況可想而知。如果我們都知道雞蛋不該全部放在同個籃子裡,那麼台灣鮮果輸出市場自然更不能全靠中國,更何況,中國還不是個安全的籃子。

2016年5月11日 星期三

沖之鳥國際仲裁 可行嗎

Vadim Repin - Beethoven - Violin Sonata No 7 in C minor, Op 30
【摘要2016.5.11.中時 宋燕輝】日前,馬英九總統在接見日本安倍首相胞弟岸信夫時表示,台灣與日本就沖之鳥海域與漁權之爭無法解決的話,雙方可透過國際仲裁方式處理。
國際法規定,各國不得採取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之方式去處理國際爭端。此外,受聯合國憲章與其他國際公約或協定相關條款之約束,有爭端存在的國家應採取包括協商、調解、仲裁、司法訴訟、以及其他和平方式尋求解決。
就實踐而言,一旦國與國間發生爭端,首先進行的解決方式是透過協商。當協商無效時,爭端方才可能考慮採用其他方式。如果爭端兩造合意採取仲裁或司法訴訟方式,此爭端獲得解決的機會最大。如果爭端一方不同意,透過法律途徑解決爭端就變得十分困難。
採取片面強制國際仲裁的要件是在爭端發生之前,兩造在批准或接受相關國際條約之約束時,就已經同意包括仲裁在內的爭端解決機制。中國大陸與菲律賓就南海爭端之仲裁案,以及印度與孟加拉就孟加拉灣的海洋劃界案就是兩個例子。處理與海洋爭議的司法或準司法機構包括國際法院、國際海洋法庭、常設國際法院、或依相關規定所設立之仲裁庭或特別仲裁庭等。
雖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但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一貫所作「在平等與互惠條件下」尊重國際法的官方聲明,台灣是有義務採取包括協商、調解、仲裁、以及其他和平方法尋求與日本解決沖之鳥海域與漁權爭端。日本身為聯合國會員,也是海洋相關國際條約的締約國,因此,也有義務採取聯合國憲章與海洋法公約所規定的爭端和平解決方法與台灣解決海洋爭議。
台灣向日本提出仲裁要求之前就爭端進行協商。如果兩方協商達成協議或諒解,例如,日本維持沖之鳥是島嶼且可擁有200浬專屬經濟海域的主張,但台灣維持沖之鳥礁是岩塊,因此不能擁有200浬專屬經濟海域的立場。基此,台灣漁民可在此爭議海域行使捕魚自由,日本公務船也不採取驅離或扣捕台灣漁船的作為。此種妥協的爭端解決方案是有可能處理當前台日爭議。但台灣與日本政府接不接受此方案是一個問題。
倘若進行協商多年沒有結果,那麼走法律途徑解決爭議就變的有必要。但此爭端解決方式將面臨一些政治與法律的困難,其中包括台灣不是國際法院規約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日本採取「一個中國」的政策立場、日本認為其沖之鳥海域主張無爭議、日本不接受台灣仲裁要求、以及台灣在國際司法機構所面臨之訴訟地位等問題。
儘管如此,由於台灣是「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的正式會員,是否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聯合國跨界與高度洄游魚種協定》、《保育與管理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魚種公約》有關爭端和平解決機制的規定,台灣可向日本提出仲裁要求?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爭端解決的規定是比照適用至與海洋相關之公約或協定;再者,聯合國國際海洋法法庭規約第20條明文規定,此法庭應對非締約方之實體開放。基此,如果日本願意與台灣達成協議,將沖之鳥爭端送交國際海洋法庭或其他仲裁法庭處理,或許這也是一勞永逸的方案。新政府有必要積極、深入研究台灣採取法律途徑解決沖之鳥爭議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作者為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