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11.23.蘋果
鄭秀玲】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日前公布「2018年世界人才報告」，台灣在亞洲國家中排名第4，落後新加坡、香港和馬來西亞，但領先日本及韓國。
我們優勢項目有「教育評比」全球第2與「個人所得有效稅率」第8，但在「高階經理人的國際經驗」和「攬才留才的優先順位」表現不佳。我認為現階段台灣唯有大力改革高等教育，才能留住人才，繁榮經濟。
基於「科技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科技的創新，要靠人才，人才來自教育」的信念，孫運璿和李國鼎等1970年代之執政團隊為因應當時全球能源危機，在新竹交大與清大附近設立了工研院和科學園區，以培育並引進國內外優秀科技人才，透過產學密切配合，奠定資通訊產業的發展基礎，創造了半導體產業30多年的榮景。
近年來隨著物聯網、雲端運算、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新科技所帶來的龐大商機，台灣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是全球罕見的重要資產，再加上醫藥生技、軟體及人文等領域的優秀人才，理應較他國更易切入智慧醫療、智慧城市和家庭、軟體及娛樂文創等跨領域新興市場。然而在目前高教制度下，不少年輕人對此新機會並不抱持太大希望，博士班招生人數更連年下降，值得探討箇中原因。
美國於1980年通過Bayh-Dole法案，允許學研機構研究者創設公司，和政府共享研究計劃成果。他們將公司上市或賣掉後的獲利，大幅增加了自己和研究團隊成員的薪酬，吸引更多人才積極進行研發。
頂尖大學附近因而匯集了眾多的高科技公司及創投業者，成功形成產業聚落，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加州矽谷、聖地牙哥與波士頓3地即是明證。2016年底，矽谷提供了162萬人就業機會；聖地牙哥1年新增近3萬個職缺；波士頓則是連續兩年成為全美最佳的創業城市。
師法美國，我國早於1998年底通過《科技基本法》，賦予研究機構運用國有研發成果之法源依據，又經過4次修訂持續鬆綁政府科研成果歸屬及運用。今年5月立院更通過部分條文修正，放寬公立機構研究人員及公立學校行政人員得兼任新創公司職務，不受《公務員服務法》不得經營商業的限制。
縱使有了和美國雷同的法令鬆綁，卻沒有相同的成效，即便是全台最傑出的台大和中研院附近也沒有形成產業聚落，教研人員薪水仍偏低，當然無法留住人才！我認為最重要的因素是公私立大學長期以來被特定政黨或家族財團壟斷，形成了龐大的利益共同體，不重專業，只重關係。在「大學自治」的外衣下，外界無從知道和監督他們如何壟斷決策體系和瓜分組織資源。
朱敬一院士曾為文提到，大學裡對「老長官」或「老前輩」的「禮敬」組織文化，是造成競爭力停滯的關鍵。即使這些前輩能力與體力都大不如前，仍能掌控組織資源，在幕後繼續發揮影響力，進而形成任人唯親的學閥。近期數所大學校長遴選和私校爭議事件，可見一斑。
由台大教師群撰寫的《透視臺大：鏡社實錄》詳述了台大陳前校長當選第一任「民選」校長後，如何在特定黨工議事員和特定黨派的萬年校務代表護航下，連任了兩屆校長的過程。同班人馬和相同模式在20年後的台大，仍繼續在最高決策校務會議上運作。
文化大學和幾所私立醫學大學，則因為其董事長之喜好，頻頻改選校長，掌控校務，將學研機構視為家族私器。當這些政府補助的公私立大學成為特定團體或家族的禁臠，罔顧人才的新陳代謝，我們怎能期待他們以專業的能力，前瞻的格局來領導校務和留住人才呢？
期盼國人能了解上述問題的嚴重性，透過教育部、高教工會、民間和學生團體的共同監督，大力推動高教改革，提升議事民主及董事會成員專業性及限制任期，才能讓年輕優秀人才得到應有的待遇和機會而願意留下來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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