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社會對多元價值觀的寬厚包容表現在路邊街景中，正是這樣的文化保持了這個社會的穩定延續。在倫敦國會廣場綠地的周邊有很多雕塑，有3座為人所共知。首先是邱吉爾，他一手拿著禮帽，一手提著手杖，傾斜著身子，好像還在堅韌地抵抗希特勒的倫敦大轟炸。
邱吉爾的政治遠見和堅定意志在二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最了不起的是在他面對戰後的意外落選和史達林的嘲笑，他從容地說，忘恩負義是一個民族成熟的標誌，我的浴血奮戰就是捍衛英國人民把我選下來的權力。如果中國的歷史人物有他這樣的襟懷，中國一定會進入另一條現代化軌道。可悲的是我們上演了太多的擁兵自重、舉兵勤王，把百姓玩弄於股掌之上。
在這群雕塑的最後是聖雄甘地和納爾遜‧羅利赫拉赫拉‧曼德拉，以中國人對待領土完整的眼光看，他們兩個可是分裂大英帝國領地的人物，怎麼可以與保衛大英帝國的邱吉爾放在一起？
顯然，英國人不是站在領地完整的角度認可這兩個人的貢獻。特別是甘地的貢獻與其說在於他的努力，不如說在於英國紳士的包容。如果他對希特勒、史達林或什麼其他人堅持非暴力不合作，他的信徒，不管多少人都會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哪還會有非暴力不合作的流傳。只有英國紳士才會終止對不抵抗人群的鎮壓，然後成就了甘地非暴力不抵抗的歷史名頭。
曼德拉原本要以武裝鬥爭來爭取南非的獨立，後來就是在西敏寺看到一塊西元1100年立下的某位英國聖公會主教的墓碑「只有改變自己，才能使世界更好。」他才幡然悔悟，放棄武裝鬥爭，參加議會競爭。
邱吉爾捍衛了英國國土主權的完整，而甘地和曼德拉則分裂了英國的領地，但卻讓英國的文化價值觀為世界認可和接受。在更長的時空中，他們兩人的貢獻甚至更大，所以把他們與邱吉爾放在一起，不僅沒有辱沒邱吉爾，更是一種文化價值的兩種表現形式。
英國人的紳士做派還表現在蘋果公司的專賣店中，有個人拿著喇叭在大聲抗議，保安人員和警察只是客客氣氣地請這位抗議者離開，一點沒有執法者常見的凶巴巴。過了一會兒，這位抗議者居然放下喇叭與保安和警察閒聊了起來。
短期認知與長期判斷的根本不同更表現在大英博物館中，那天我們來不及去看這個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館了。看過的人告訴我們，那裡不僅有木乃伊，還有許多其他從世界各地搶去的財寶。其中有座古希臘神廟，在它的母國已經開始坍塌了，英國探險家把它拆下來，整體搬遷到英國，並保存到現在。
如果只是著眼於短期和民族，控訴帝國主義強盜對土著居民的掠奪和犯罪一點也不過分，但是，如果著眼於長期和人類，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他們對世界的貢獻。因為這些東西如果沒有被搬到大英博物館，它們早就灰飛煙滅了。不信，請看看IS、塔里班，還有紅衛兵毀滅文化的「豐功偉績」吧。
在鄰近議會大廈的廣場上擺放著很多鮮花，這是民眾自發擺放的，他們為紀念幾天前在恐怖活動中的犧牲者。許多鮮花上都插著紙條和照片，上面寫著對逝者的哀悼和懷念等，但是，我沒有看到對凶手的仇恨，卻有很多「忘掉仇恨，回歸和平的生活」的呼籲，這與「階級仇，民族恨」的教育有根本的不同。
我們習慣了把制度的荒謬看成是個人的惡劣，透過報仇雪恨來消滅惡人，但卻保持高度集權的郡縣制不變，結果好人上台也變壞，殺死惡龍的勇士也長出了麟甲。而英國人在分權制衡的條件下，呼籲愛的回歸與寬恕，這未必能解決所有極端行為，但一定有利於人類從整體上走出歷史的輪迴。（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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