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2.11.聯合報 楊虔豪】女檢察官遭性騷擾的風波，讓南韓社會也掀起了「我也是」（Me,
too!）運動；為平息爭議與釐清真相、重整權力機關門面，在檢調介入查辦的同時，南韓法務部於2月2日宣布，設立性非禮與性犯罪對策委員會，徹底檢驗轄下各組織的相關問題，並予以究責，同時由委員會來擬訂防止相同事件重演的方案。
法務部長朴相基請來南韓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學者——明知大學的權仁淑教授——擔任對策委員會委員長，讓眾人眼睛為之一亮。在南韓社運圈和學界，權仁淑是首屈一指的女權運動家，而她本人的經歷，正好反映80年代獨裁威權時期，南韓女性在保守社會下，受壓迫欺凌的血淚史。
若說80年代，當時南韓治安本部拘留並動以水刑訊問國立漢城大學（今首爾大學）學生朴鍾哲，導致其窒息死亡的「水拷問」案件曝光，引發輿論撻伐，並且成為學運號召推倒全斗煥政權的導火線，那麼此前，權仁淑親身遭遇的「性刑求」事件，則是種下法界與知識階層對獨裁政權與權力機構怒火的種子。
1986年，同樣就讀國立漢城大學的權仁淑，以隱藏身分的方式，前往京畿道富川市的排氣機械工廠「偽裝就業」；在當時，南韓有許多像權仁淑一樣對社運熱衷的知識青年，利用這樣的方式，潛入工廠，與基層勞工相處，並藉機宣揚組工會、爭取勞工權益、與資方對抗等理念，提升藍領階級的抗爭意識。
但權仁淑被發現身分造假之後，被拘提到富川警察署，刑警文貴童要求供出其他活動成員而不從，於是他將權仁淑雙手反銬，開始對她上下其手。「…（文貴童）將她的褲檔鈕扣解開，拉下拉鍊，自己坐在她面前放置的鐵椅上，並向她靠近，掀起她的上衣，並以兩手觸摸她的乳房說著：『就算是間諜，最後也會招出來，但像你這樣的毒女人，我還是第一次見到。』要她供出A的家在哪。」
「她（權仁淑）回答道，自己是在朋友B家中遇到她，因此認識，但真的不知道A在哪。權仁淑一發出呻吟，文貴童便施以脅迫並責罵道：『你在那邊叫卻什麼都沒說，這樣有何屁用？』並開始撫摸她的臀部與上半身…」
「文貴童將手伸進當事人的內褲，多次撫摸她的陰部，並將她抬起，讓她趴在桌上，將褲子與內褲拉到膝蓋，並將自己的生殖器掏出，觸摸她的陰部，多次摩擦，在嫌疑人無法抗拒的狀態下非禮…」
隨後在趙英來與朴元淳（現任首爾市長）等多位著名人權律師協助下，權仁淑公開自己被「性刑求」的遭遇，卻在獨裁政權封鎖媒體並下達報導指示的情況下，讓事件被淡化，甚至刻意被塑造成有心人士刻意政治操作的風向。之後，這起事件被法院草草簽結，披露政府下達報導指令的記者與運動組織人士，更以違反〈國家保安法〉與〈洩密罪〉等嫌疑被逮捕。
一直到1987年，朴鍾哲因「水銬問」致死，引發大規模學生及社會人士參與反政府示威、要求全斗煥終結獨裁執政的浪潮下，兩百多位律師出面聲援權仁淑，要求檢方重啟調查「性刑求」事件，引發世人注目。隔年，文貴童終於被逮捕，判刑5年。
在「性刑求」事件獲得公道後，權仁淑仍持續致力於勞工、女權運動和防治性暴力的研究，並赴美深造，回韓後成為該領域的專家。因此，在徐智賢檢察官遭性騷擾事件曝光後，權仁淑受邀入主對策委員會處理權力機關之下的相關問題，受到各界正面肯定與期待。
「我們首先得重視被害者們的經驗和立場，來做出判斷。我們要正確釐清法務部和轄下機關的性暴力、性戲弄等實態，並擬定適當的處理和對應方案，同時深思籌劃出能根除這些行為的組織文化與制度改善方法。」在出任對策委員長儀式上，權仁淑公開說道。
而正當檢察官性騷擾事件發生滿一周之時，權委員長本人也親自在JTBC電視台直播中接受提問，面對南韓社會層出不窮的性騷擾的問題，她提出相當不同的見解。權委員長認為，發生此類問題，最重要的是可以站在被害人一方，並可以申訴與反應問題的組織。她說道：
舉例來說，性非禮事件，在大學發生很多，在特定學校更是。當然這跟學校自己的文化等問題有關，但也有學校是因存在應對機制，所以讓更多相同事件能被反映出來…事件發生後，去罵那個組織，其實並未切入核心。
權委員長表示：「現在女檢察官不是佔檢調組織內的30%嗎？若是這樣，我認為應該會發生更多這種事情才對；既然發生更多，我們就要好好應對。」當下發現案例與癥結，並依此形塑申訴機制與建立解決問題的系統，比起一味責怪組織缺陷，更為重要。
而發生於檢調體系內的性騷擾風波，檢方自己組成真相調查團啟動調查，也引起輿論質疑：是否為「球員兼裁判」？也因此，檢方決定將另外由民間人士15人組成調查委員會，連同真相調查團與對策委員會，徹底釐清並解決存在已久的惡端。
只是，真相調查團（由檢方組成調查徐智賢事件）、對策委員會（重新檢閱過往法務部與檢調組織內的性騷擾案例）與民間調查委員會，三者的權責和任務或有重疊，要如何區分與相互配合，避免衝突而導致調查不力，將會是不容易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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