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10.16.工商】日前，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指出，他反對政府的五加二創新產業政策，因為政府不應介入產業政策太多，政府責任應在於提供土地、道路交通、水、電及法律系統等基礎建設。
事實上，一國在經濟發展初期，投資缺乏，為了促進經濟成長，政府大力介入，提供土地、租稅優惠等鼓勵企業投資有其必要性。到了經濟發展中期階段，資金較為充沛，製造業有一定規模，但科技含量不高，此時政府必須聚焦，利用投資抵減，激勵企業投入策略性重點產業，帶動產業升級。
而已進入經濟成熟階段的台灣，政府應轉為間接輔導，提供資訊，法規鬆綁，進行基礎建設投資及優質環境的塑造。尤其是跨入數位經濟時代後，勞動市場的鬆綁、智慧城市、食衣住行活動的創新，以及創新事業的輔導等，逐漸成為政策的主流。
就產業政策的時代性而言，張忠謀先生的立論有其根據，但就數位經濟的發展趨勢、企業規模與產業特性觀察，其論點就不必然正確。
首先，在數位經濟的發展潮流上，多數OECD國家在數位經濟時代的政策，係強調以策略性「領域」取代策略性「產業」的獎勵。因為領域別較具時代性，且較聚焦，尤其是人工智慧（AI）、物聯網、巨量資料、機器人、無人汽車等領域，是未來國家競爭力提升不可或缺的關鍵，透過多元化工具來發揮綜效，有其必要性。對資源有限的台灣而言，聚焦領域，提供產業工具來協助產業茁壯，塑造快速的結構轉變，不容輕忽。
而「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即針對較大外部利益的領域聚焦，透過補助、租稅優惠等工具，降低創新研發的不確定性，鼓勵企業加速升級轉型，在產業結構調整後，才會有高薪的工作機會。
另一方面，數位經濟源頭在美國（矽谷為主），故前往投資鏈結，並透過創投，私募，甚至類主權基金的設計，進行對美國企業的購併、合併，取得嶄新技術，商業模式，續保對大陸、東協國家的優勢，才是台灣經濟勝出的關鍵。
其次，就產業規模而言，邁入新經濟時代，新科技、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物聯網、人工智慧、巨量資料的設備投資、解決方案及相對應人才、創新的投入資源多、不確定性大，中小企業的進入門檻不小，故政府的協助降低市場失靈現象，有其必要性。在新創企業上，它的創新、商業模式是產業升級的重要原動力，但資金的不足、創新實驗場域的限制，以及創業生態鏈的建構，均有不少的風險，也有政府介入的空間。
再者，在產業特性上，台灣傳統產業在人才、土地、勞工不足，加上大陸、東南亞國家低廉成本的競爭下，優勢逐漸喪失，但它是維繫就業的關鍵、社會的安定力量來源，政府的協助應是無可旁貸的職責。尤其在邁入數位經濟的轉型年代，除了解決人才、土地、勞工、水及電力的「五缺」之外，導入物聯網、人工智慧、巨量資料、行動通訊等科技來提升競爭力成為企業的重要選項。
例如農業、紡織業、石化業導入物聯網模組來強化農業的生產效率，紡織成衣業客製化、即時生產，石化業的安全監控，智慧建築的系統規劃等，均為傳統產業升級轉型，維持對大陸、東南亞競爭優勢的關鍵。但上述嶄新科技的投入資金龐大，風險亦高，政府透過研發獎勵、資金支持、人才培育等政策工具，來降低科技導入、融合的不確定性，仍有其必要性。
在服務業上，台灣服務業的規模不大，又普遍缺乏科技含量與海外行銷的能力，以至於多數只能在國內維持小規模營運，缺乏對研發、設計、行銷等人才的需求，這也是年輕人低薪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觀日本、韓國，它們均利用其海外基地協助企業找到穩定供應商、建立行銷通路等落地策略，降低企業海外行銷的門檻。鑑此，協助中小企業在海外落地、降低行銷障礙，是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成功與否的關鍵，日本、韓國協助中小企業的作法值得我們借鏡，也是政府必須介入的重大理由。
綜合而言，基礎建設的提供乃政府的天職，但邁入數位經濟的時代，考量企業的規模、產業的特性，政府挪出部分資源，引導企業投資新領域，如五加二產業創新的發展，仍值得正視。如此一來，可以加速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創造更多高階領域的茁長、壯大，以及更多高薪的業機會，這應該也是政府無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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