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1.19.蘋果 廖晉賦】近日司法院邀集釋憲聲請人、法務部、司法院刑事廳及學者專家，針對「累犯」是否違憲，召開說明會。說明會中法務部反對廢除累犯，認為司法應該「接地氣」，以符合社會氛圍，若宣告累犯違憲恐引起軒然大波。惟維持累犯規定果真可以接地氣？
首先，如果接地氣指的是國人對累犯的普遍支持，不知法務部有無進行「國是調查」？
其次，筆者認為國人支持累犯之普遍觀點，應係基於「防衛社會」之心理，期待藉由刑罰將犯罪人隔離於社會外，減少被害機會，然此目的可否由累犯來達成？亦非無疑問。
除非刑罰只有「死刑」及「無期徒刑且不得假釋」之選項，否則永遠無法迴避犯罪人之出監，而因犯罪人長期與社會、職場及家庭脫離，加以監獄矯治效果有限，犯罪人出監後往往難以適應獄外日新月異之工作環境，此亦加深家庭及人際關係之疏離感，使之難以復歸社會，陷入以犯罪為生之窘境。
且深究犯罪成因，因犯罪往往與社會結構、經濟條件及家庭因素難脫關聯，此或許才是預防犯罪之關鍵，非執意以累犯加重處罰。從而，倘國人知悉累犯無法預防犯罪，「整體社會政策」及「獄政資源的投入」才是重點所在，是否還會大力支持累犯？
或有論者認為，累犯加重處罰可以剝奪犯罪人之犯罪機會，至少讓大眾獲得片刻免於犯罪恐懼之喘息機會。
但在我國採取「刑罰及保安處分二分制度」下，犯罪危險性理應由保安處分（典型的保安處分為監護處分、禁戒處分、強制工作處分及強制治療處分）來處理，且因保安處分監禁期間不亞於刑罰（例如監護處分為「5年以下」、禁戒處分為「1年以下」、強制工作處分為「3年」，強制治療則至「再犯危險性顯著降低止」）。
倘期待以隔離犯罪人來獲得暫時的安全，保安處分當比刑罰更優，因保安監禁加計刑罰之總監禁期間，將長於個案累犯加重處罰後之監禁期間（例如酒駕被判處有期徒刑6月，倘合併宣告禁戒處分，總監禁期間可能長達1年6月，倘合併宣告監護處分監禁期間將更長！）。
再者，現行累犯採取「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應一律加重處罰」之立法例，是倘前、後案所犯為不同犯罪類型之案件（例如前案是竊盜、本案是酒駕），該如何評價犯罪人有再犯本案犯罪之再犯風險？此外，以「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有何根據？
為何非6年或4年？4年11月又29日後再犯與5年0日後再犯，再犯危險又果真存在差異？
故累犯規定實已蘊藏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危險。況且，倘犯罪人於假釋期間再犯，或犯罪後積極逃亡不執行刑罰，因不符合未曾「執行完畢」之要求，將不構成累犯，此又有無違反處罰之合理性？
最後，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禁止國家對人民同一違法行為為多次處罰。故累犯既然係以已執行完畢之前案供作本案加重處罰之憑據，故累犯顯已違反上開《憲法》原則，更與《刑法》之「行為責任」漸行漸遠，而走向早已為《刑法》理論揚棄之「性格責任」及「人格責任」。
據上，筆者建議應刪除累犯規定，將再犯危險性之處理回歸保安處分，然為防止過度侵犯人權，保安處分當需由專業鑑定機關嚴格審查，非法官說了就算，避免過度侵犯人權，有違比例原則。
至有論者認為，德國雖已廢除累犯規定，但日本迄今仍保有之，故累犯規定應屬合憲，然日本之所以仍保有累犯，或與該國《刑法》無保安處分之總則性規定有關，實不得與我國強加比擬。 【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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