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8.8.蘋果
林佳瑋】曾兩度出任加拿大總理的杜魯多（Trudeau），年輕時曾協助著名的「石棉大罷工」，他說：「在現在的社會狀態，事實上，只有罷工才能確保最大的可能性，使工人擁有與僱主對等的條件來進行協商。認為單靠工會就可以確保對等是一個錯誤的想法，若罷工的權利被鎮壓，或被嚴格的限制，產業工會的運動只不過是替資本主義服務的許多機構之一而已：規訓工人、佔據工人休閒時間、確保企業利潤更為方便的一個組織。」德國的勞動法學者也曾說過，失去罷工權利的協商無異於工人在街上集體行乞。
在2016年空服員罷工後，伴隨著2017年長榮天災假事件以及2018年機師工會罷工投票，交通部和資方團體「台北市航空運輸同業公會」多次向勞動部施壓，要求將交通運輸業應有「罷工預告期」入法。
這幾年交通運輸業勞工的抗爭越演越烈絕非偶然，異於一般勞工的輪班方式、工時計算、破碎休息時間，使得交通運輸業勞工相較於其他行業，長期處在被剝削的狀態，而當他們組織工會試圖與資方取得對等協商的談判機會時，卻又被交通部和資方團體合謀用「罷工預告期」來箝制罷工的進程。
交通部的理由是「各國均有預告期」，然而，即便是勞工權益保障明顯不足的香港（2011年才制定最低工資、至今仍沒有法定工時上限），對於罷工完全沒有任何的「法律限制」，只要依照「工會章程」來進行即可。
反觀台灣，以2016年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的罷工為例，從4月12日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至6月24日正式罷工，至少歷經兩個半月。假設今天工會為了爭取年終獎金開始罷工程序，可能等到農曆春節過完、年終獎金花完，罷工的「準備程序」都還沒結束！
相較於法國可以進行政治性罷工（不必與勞動權益相關），台灣只能針對勞動議題中的「調整事項」進行罷工（例如常見的欠薪與職災無法成為罷工標的），而當標的確認清楚之後，必須先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經半數出席以及半數以上同意勞資爭議調解，若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才能進行罷工投票，而罷工投票又必須是全體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才可合法罷工，複雜而冗長的法定程序，正是台灣罷工少於歐美各國的主要原因。
當工會以調整事項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時，就是法定罷工程序的開始，僱主及主管機關就應該加以警惕並提出最高的誠意進行協商。換言之，歷時至少兩個半月的罷工法定程序，這絕對是世界各國最長的預告期！
當交通部以「各國均有預告期」來施壓勞動部時，請問，世界各國有如此繁複冗長的罷工法定程序嗎？根本沒有！絕大多數國家是依據「工會章程規範」，換言之，工會能以保密的方式進行罷工程序，這才是需要「預告期」來增加政府及企業應變的原因。
若政府願意廢掉《勞資爭議處理法》中複雜而冗長的罷工法定程序，以「工會章程規範」替代，那麼討論「罷工預告期」還有點道理，問題是，政府敢廢掉那明顯箝制、延遲勞工罷工自由的法條規範嗎？
如果不敢，卻又在原本嚴格的規範裡，對交通運輸業勞工強加預告期的規定，請問交通運輸業的勞工是二等公民嗎？為什麼要忍受異於其他行業的輪班方式、工時計算以及破碎休時，連要爭取權利的時候，還要被斷手斷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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