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el: Premier Livre de
pièces de vio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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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10.22.五.聯合報
戴達衛】「打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學校』這個制度很詭異。這種感覺持續至今...」
「有教無類」是存續至今的重要儒家教育理念，也是許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實踐中所追求的理想施教狀態。然而很多時候，教師們會不知不覺因為種族、性別、宗教，或階級等因素，對個別學生產生歧見，導致老師對待學生的方式會有所不同。
在德國，因為教育制度很早進行分流，老師在學生升學決策上往往扮演關鍵的「守門人」角色，其個人偏見容易使得學生的升學機會受阻，進而影響他們一生的職業生涯。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調查資料，2018 年全國的學生組成佔比中，有
10%為非德國籍學生，而高達三分之一的學生具有移民背景。無論是對來自社會底層或具有移民背景的學童，德國的教育制度都設下各種「路障」，無法提供學生公平的發展機會。導演瑪利亞・施佩特（Maria
SPETH）的紀錄片作品——《巴赫曼老師的教室》（Mr.
Bachmann and His Class，2021）——即是在處理這個被德國主流社會長期忽略的問題。
透過其攝影師友人介紹，施佩特幾年前就接觸到這部紀錄片的主角——年逾耳順的巴赫曼老師。巴赫曼任教於格奧爾格·畢希納學校（Georg-Büchner-Schule），一間位於黑森邦施塔特阿倫多夫（Stadtallendorf）的綜合型中學。綜合中學背後的初衷，是將不同學制的學童集合在同一個校園裡，藉此降低不同學制間的隔閡。
巴赫曼老師教授的班級正處在升學的關鍵時刻——六年級的第二學期，老師和父母必須共同決定學生未來的升學途徑。導演和攝影師花了很多時間在課堂上旁聽、協助同學寫作業等，「開始錄影之前，他們倆就很常來課堂上作客，與這個班級培養出很深的情感。」巴赫曼回憶。
導演的用意，一方面是為了讓學生習慣他們在教室裡的存在，錄下他們最自然、沒有因為外人或攝影裝備產生防備的狀態，更貼近觀察這些背景不同的學生們，實際的校園生活。
在德國許多地方，早在小學畢業之後（德國小學教育是四年制）就開始進行學制分流，但在巴赫曼所任教的學校，學生小學畢業後會先進入所謂「定向階段」（Orientierungsstufe 或 Förderstufe），讓他們有機會繼續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兩年。不過進入七年級之後，學生仍然要被分流到不同學制：高級文理中學（Gymnasium）、實科中學（Realschule），或最低階段的基礎職業中學（Hauptschule）。
從紀錄片中可發現，巴赫曼老師相當關心學生的升學志願，顯而易見地，他也知道這個決定對他們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問題」。相關研究指出，若學生父母具有移民背景或其本身來自社會底層，獲得高級文理中學推甄的可能性則顯著降低，即便學生的表現在客觀上並無差別，
僅僅因為教師普遍認為，這些家庭撫養孩子的能力較弱。
甚至有研究指出，在相同社會經濟條件下，閱讀能力不如移民小孩的當地學童，被推甄上實科中學或高級文理中學的機會反而高出許多，是移民小孩的
1.7 倍。而在學習表現相同的情況下，有移民背景的孩童比較容易受到留級待遇，是非移民學童的
1.6 倍。
2018 年，曼海姆大學（Universität
Mannheim）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團隊透過實驗重新證明，老師們的刻板印象嚴重影響其對學生的評分標準。該實驗對正在攻讀教育學程的準教師們進行分組測試，請他們批改一份實驗組事先設計好的德語課聽寫考卷，其中一組受試者拿到寫著德文名字馬克斯（Max）的考卷，另外一組則拿到土耳其文名字穆拉特（Murat）的考卷，除了名字之外，這兩份聽寫考卷的答案內容、藏在作答文章裡的錯字，全部都一模一樣。
果不其然，穆拉特比馬克斯的成績平均低了半個等級。在此之前，同一個團隊也研究過移民背景對數學成績的影響。兩年內，1,500
名高級文理中學的學生定期參加考試，研究中發現，儘管語言能力和社會階層背景等條件相同，但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同樣的表現下成績平均也低了半個等級。
在階級差距方面，德國的外來移民大多落入底層社會，具移民背景的小孩因此面臨就學與社經地位的雙重困境，其中部分小孩甚至經歷過戰爭的創傷。然而在巴赫曼老師的教室，這些孩子的需求與潛能終於能夠獲得重視。
巴赫曼老師班上的學生來自 12 個不同國家，他們的母語包含土耳其語、保加利亞語、俄語等外語，部分學生才剛開始接觸德語不久，導致課堂上的溝通相當困難。這個班級的組成也反映出施塔特阿倫多夫這個工業小鎮的人口結構。2.1
萬人口當中，高達 70% 的人具有移民背景，大約5,000人為伊斯蘭教徒，且大部分學生來自工人階級家庭。
導演施佩特坦言，「某種程度上，施塔特阿倫多夫是這部紀錄片的第一個主角。」其黑暗的歷史和獨特的人口結構讓導演對這個城市產生興趣。回顧這座城市的背景，1938
年原名為阿倫多夫（Allendorf），只是座被森林包圍的偏僻小村莊。納粹政權特別選擇這個地點建設歐洲最大的炸藥生產基地。戰爭末期，納粹政府在此地部署將近
1.7 萬名外籍工人，其中大多數為強迫勞動者、戰俘和集中營囚犯。導演施佩特說：
「對我來說，問題在於紀錄片中如何將這座城市特殊的過去與現在結合起來，在我看來學校是最合適的場域，而這個班級的文化組成反映了這座城市的生活現實和人口結構。」
二戰之後，在德國經濟起飛的 1960 年代，施塔特阿倫多夫再度成為焦點，納粹留下來的生產設施讓這座城市又轉型為工業基地。當時為了填補勞動力的不足，德國政府開始向南歐及土耳其招募短期移工，巴赫曼老師班上孩子的阿公阿嬤也身在其中。
但因為德國長期將所謂的「客工」（Gastarbeiter）視為廉價勞動力，誤以為他們幾年後就會回到自己國家，政府和社會都不願意將他們納入成為德國的一份子，長期把他們排擠在外，集中在郊區的工人宿舍。然而，結果卻是很多人選擇留了下來了，並舉家遷至德國。
當另一位老師在巴赫曼的班級課堂上，討論到「家鄉」這個概念的時候，無論學生或老師情緒都很激動。來自摩洛哥的學生堅持「摩洛哥才是他的家」，雖然他兩歲半的時候就前往義大利，幾年後又輾轉到了德國。同樣地，在德國出身的土耳其裔學生，也非常確定自己長大後要「回」土耳其生活。德國無法讓這些小孩及其家人把德國視為自己的家，是政府多年來忽略了「融入政策」實際需要處理的事務，例如國籍取得、語言與文化課程，以及教育、就業等制度性歧視的後果。
孤軍奮戰的巴赫曼老師透過對學生的愛與尊重，打破社會制度所設下的各種路障，超越語言、文化和宗教隔閡，讓教室成為學生能被完全接納又可以安心學習的避風港。發放成績單的時候，巴赫曼說：
「成績不過是一時的快照，它們無法代表你們，並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你們都是很棒的孩子，很棒的青少年！」
最終 19 名學生當中，有
8 名獲得高級文理中學的推甄，有機會繼續升大學，每一位都是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先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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