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生每天在校14小時—家長「怕跟不上」的焦慮 恐賠上孩子終身學習的自主能力

 

Krystian Zimerman - Chopin - Ballade No. 4 in F minor, Op. 5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e-GrRQz8pk

【摘要2021.10.24.日.蘋果 李圓恩】10月中在南投縣的在地媽媽社團，出現了這樣的訊息「最近和一位國中生聊到國中晚自習的生活，充滿了無奈……想問問家長們您們對於國中生在學校長達14小時的時間，想法是什麼？」

有照顧者以自身國中經驗回覆：「覺得是可怕又無奈的事，連跟家人好好吃頓晚餐都無法，覺得很糟糕，卻又無法可想。」；有照顧者以自家孩子狀況出發：「無奈但也無法改變，因為不跟上進度就會落後」；「晚上精神非常差，其實都很想睡覺，根本都無法專心，而效果真的不好，但父母都認為這樣的學習是必要的！而且隔天上課根本惡性循環，每天這樣在成長的國中生，會睡不飽，長不高，深深覺得是這樣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

也有不那麼在意成績，但還是期盼孩子能將基礎打好的家長。家長對於孩子睡眠無法充足，缺乏運動、學習效果不佳，待在學校時間那麼長都感到困擾。

但是討論卻仍在既有的教育體制內打轉，像是「也有只到七點的課後班」、「如果沒去晚自習也是要去補習那就去晚自習吧……」、「學校要晚自習，若另有補習的人要請假，並且費用照樣要繳交哦！」、「不能自由選擇是否參加晚自習，因為是有進度的」、「晚自習是違法的，規定不能上進度，可向教育局檢舉」、「找對讀書方法，或是請家教陪讀」、「聽說讀某國中棒球隊的孩子第八節想要去運動，也會被老師約談」、「自己雖然讀到大學畢業，但卻不是自己喜歡的科系，畢業了也做不相干的工作，所以期待孩子能學有所長，才是長久之計」等。

筆者回想起小時候，只要督導來，校長老師就會要你把評量藏起來。還有家長分享以前都是藏在木製可翻起的講台下。所以也有家長無奈地說：「到底學校教了什麼給下一代？」難道是一種陽奉陰違、上行下效？在這個龐大的社會及教育體制的框限下，討論到最後，只剩深深的無力感充斥。習於應付，失了創造力與好奇心，值得嗎？

一個生長發育中的孩子，長時間被禁錮在學校裡，不斷地被灌輸為符合家長、老師、學校對成績、未來工作期待的套裝知識；強調評價、要把他人踩在腳下，比別人更好的競爭態度，而非合作共好思維。

孩子是個人，但我們卻他們變成一個個「罐頭」？歸根究柢，是怎樣的集體焦慮，像是「怕沒參加晚自習， 就會輸給有去參加的人。加上小孩在家也沒自律到，無法達到在學校晚自習的認真程度」、「大家都一樣，好像就沒那麼痛苦了吧？」等，只從成人害怕「不一樣」、「跟不上」、「我都是為你好」的焦慮出發及思考，未曾考量孩子不想「一樣」的感受和想法。

讓我們數十年來直接、間接促成了孩子至少從國中時期，每天就要不斷被填鴨十數小時，而毫無生活品質、與家人情感交流互動、體驗自然、探索生命的壓力、病態生活？

造就了「國中時期這種變態的學習方式和時數，讓人離開學校後就再也不想再翻開書本」、「很害怕這樣的日子，孩子的情緒無法放鬆，甚至造成失眠，也有孩子因為父母要求高，最後也是精神無法負荷休學治療去了」、「只成為了考試機器人」等，這的確是這個社會普遍的問題，因為國中以後的經歷，讓人討厭學習，一翻開書之前痛苦的經驗就排山倒海而來。

於是台灣無法成為一個樂於終身學習、閱讀的學習型社會，而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也許就是習於應付，失卻了我們的創造力、好奇心、想像力……，失卻了本來可以期盼的更富彈性與幸福的未來。

呼籲家長盤點自身焦慮，並了解孩子對學習的想法。教育是每天生活中一點一滴的累積。期盼教育制度的改變、孩子能夠快樂學習和成長，也需要整體社會持續的關心、行動、監督和實踐。

而第一步，也許就是從照顧者自身對孩子學習及未來的焦慮盤點開始。找個時間也聽聽孩子對學習的想法，讓家成為孩子熱愛及持續學習的後盾！

巴赫曼老師的教室：德國教育「從小分流」的隱形歧視？

 

Morel: Premier Livre de pièces de viol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sJDroeASM

【摘要2021.10.22.五.聯合報 戴達衛】「打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學校』這個制度很詭異。這種感覺持續至今...」

「有教無類」是存續至今的重要儒家教育理念，也是許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實踐中所追求的理想施教狀態。然而很多時候，教師們會不知不覺因為種族、性別、宗教，或階級等因素，對個別學生產生歧見，導致老師對待學生的方式會有所不同。

在德國，因為教育制度很早進行分流，老師在學生升學決策上往往扮演關鍵的「守門人」角色，其個人偏見容易使得學生的升學機會受阻，進而影響他們一生的職業生涯。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調查資料，2018 年全國的學生組成佔比中，有 10%為非德國籍學生，而高達三分之一的學生具有移民背景。無論是對來自社會底層或具有移民背景的學童，德國的教育制度都設下各種「路障」，無法提供學生公平的發展機會。導演瑪利亞・施佩特（Maria SPETH）的紀錄片作品——《巴赫曼老師的教室》（Mr. Bachmann and His Class，2021）——即是在處理這個被德國主流社會長期忽略的問題。

透過其攝影師友人介紹，施佩特幾年前就接觸到這部紀錄片的主角——年逾耳順的巴赫曼老師。巴赫曼任教於格奧爾格·畢希納學校（Georg-Büchner-Schule），一間位於黑森邦施塔特阿倫多夫（Stadtallendorf）的綜合型中學。綜合中學背後的初衷，是將不同學制的學童集合在同一個校園裡，藉此降低不同學制間的隔閡。

巴赫曼老師教授的班級正處在升學的關鍵時刻——六年級的第二學期，老師和父母必須共同決定學生未來的升學途徑。導演和攝影師花了很多時間在課堂上旁聽、協助同學寫作業等，「開始錄影之前，他們倆就很常來課堂上作客，與這個班級培養出很深的情感。」巴赫曼回憶。

導演的用意，一方面是為了讓學生習慣他們在教室裡的存在，錄下他們最自然、沒有因為外人或攝影裝備產生防備的狀態，更貼近觀察這些背景不同的學生們，實際的校園生活。

在德國許多地方，早在小學畢業之後（德國小學教育是四年制）就開始進行學制分流，但在巴赫曼所任教的學校，學生小學畢業後會先進入所謂「定向階段」（Orientierungsstufe 或 Förderstufe），讓他們有機會繼續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兩年。不過進入七年級之後，學生仍然要被分流到不同學制：高級文理中學（Gymnasium）、實科中學（Realschule），或最低階段的基礎職業中學（Hauptschule）。

從紀錄片中可發現，巴赫曼老師相當關心學生的升學志願，顯而易見地，他也知道這個決定對他們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問題」。相關研究指出，若學生父母具有移民背景或其本身來自社會底層，獲得高級文理中學推甄的可能性則顯著降低，即便學生的表現在客觀上並無差別， 僅僅因為教師普遍認為，這些家庭撫養孩子的能力較弱。

甚至有研究指出，在相同社會經濟條件下，閱讀能力不如移民小孩的當地學童，被推甄上實科中學或高級文理中學的機會反而高出許多，是移民小孩的 1.7 倍。而在學習表現相同的情況下，有移民背景的孩童比較容易受到留級待遇，是非移民學童的 1.6 倍。

2018 年，曼海姆大學（Universität Mannheim）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團隊透過實驗重新證明，老師們的刻板印象嚴重影響其對學生的評分標準。該實驗對正在攻讀教育學程的準教師們進行分組測試，請他們批改一份實驗組事先設計好的德語課聽寫考卷，其中一組受試者拿到寫著德文名字馬克斯（Max）的考卷，另外一組則拿到土耳其文名字穆拉特（Murat）的考卷，除了名字之外，這兩份聽寫考卷的答案內容、藏在作答文章裡的錯字，全部都一模一樣。

果不其然，穆拉特比馬克斯的成績平均低了半個等級。在此之前，同一個團隊也研究過移民背景對數學成績的影響。兩年內，1,500 名高級文理中學的學生定期參加考試，研究中發現，儘管語言能力和社會階層背景等條件相同，但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同樣的表現下成績平均也低了半個等級。

在階級差距方面，德國的外來移民大多落入底層社會，具移民背景的小孩因此面臨就學與社經地位的雙重困境，其中部分小孩甚至經歷過戰爭的創傷。然而在巴赫曼老師的教室，這些孩子的需求與潛能終於能夠獲得重視。

巴赫曼老師班上的學生來自 12 個不同國家，他們的母語包含土耳其語、保加利亞語、俄語等外語，部分學生才剛開始接觸德語不久，導致課堂上的溝通相當困難。這個班級的組成也反映出施塔特阿倫多夫這個工業小鎮的人口結構。2.1 萬人口當中，高達 70% 的人具有移民背景，大約5,000人為伊斯蘭教徒，且大部分學生來自工人階級家庭。

導演施佩特坦言，「某種程度上，施塔特阿倫多夫是這部紀錄片的第一個主角。」其黑暗的歷史和獨特的人口結構讓導演對這個城市產生興趣。回顧這座城市的背景，1938 年原名為阿倫多夫（Allendorf），只是座被森林包圍的偏僻小村莊。納粹政權特別選擇這個地點建設歐洲最大的炸藥生產基地。戰爭末期，納粹政府在此地部署將近 1.7 萬名外籍工人，其中大多數為強迫勞動者、戰俘和集中營囚犯。導演施佩特說：

「對我來說，問題在於紀錄片中如何將這座城市特殊的過去與現在結合起來，在我看來學校是最合適的場域，而這個班級的文化組成反映了這座城市的生活現實和人口結構。」

二戰之後，在德國經濟起飛的 1960 年代，施塔特阿倫多夫再度成為焦點，納粹留下來的生產設施讓這座城市又轉型為工業基地。當時為了填補勞動力的不足，德國政府開始向南歐及土耳其招募短期移工，巴赫曼老師班上孩子的阿公阿嬤也身在其中。

但因為德國長期將所謂的「客工」（Gastarbeiter）視為廉價勞動力，誤以為他們幾年後就會回到自己國家，政府和社會都不願意將他們納入成為德國的一份子，長期把他們排擠在外，集中在郊區的工人宿舍。然而，結果卻是很多人選擇留了下來了，並舉家遷至德國。

當另一位老師在巴赫曼的班級課堂上，討論到「家鄉」這個概念的時候，無論學生或老師情緒都很激動。來自摩洛哥的學生堅持「摩洛哥才是他的家」，雖然他兩歲半的時候就前往義大利，幾年後又輾轉到了德國。同樣地，在德國出身的土耳其裔學生，也非常確定自己長大後要「回」土耳其生活。德國無法讓這些小孩及其家人把德國視為自己的家，是政府多年來忽略了「融入政策」實際需要處理的事務，例如國籍取得、語言與文化課程，以及教育、就業等制度性歧視的後果。

孤軍奮戰的巴赫曼老師透過對學生的愛與尊重，打破社會制度所設下的各種路障，超越語言、文化和宗教隔閡，讓教室成為學生能被完全接納又可以安心學習的避風港。發放成績單的時候，巴赫曼說：

「成績不過是一時的快照，它們無法代表你們，並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你們都是很棒的孩子，很棒的青少年！」

最終 19 名學生當中，有 8 名獲得高級文理中學的推甄，有機會繼續升大學，每一位都是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先鋒隊。

徹底改變實徵研究 美國3名學者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HAYATO SUMINO – first round (18th Chopin Competition, Warsa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tnljX1bjRs

【摘要2021.10.12.二.蘋果】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周一（11日）公布，由加拿大裔美國籍學者卡德（David Card）、以色列裔美國學者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 和荷蘭裔美國籍學者因本斯（Guido W. Imbens）3名學者，因為洞察勞動力經濟與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s）而共同獲獎。

至此今年度諾貝爾獎各獎項已全數揭曉，受到疫情影響，各獎項將於12月10日採線上頒獎典禮，和平獎頒獎方式將於10月中旬公布。根據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說明，卡德是因其對於勞動力經濟學的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又譯經驗研究）貢獻而獲獎，安格里斯特與因本斯則是因為對因果關係分析的方法論做出貢獻。

卡德可獲得1000萬瑞典克朗（約3201.5萬元台幣）的一半，安格里斯特與因本斯則共享另1/2獎金。

委員會表示，今年的經濟獎3名得主，在勞動力市場領域為世人提供了新的洞察見解，展現從自然實驗之中得出因果關係的結論。3人思考的方式擴及其他領域，也為實徵研究帶來巨變。

實徵研究，是通過直接和間接的觀察或經驗事實，獲得知識的方式。研究人員可以透過量化或統計歸納等的證據，回答實證問題。3名學者獲獎是因為其研究採用了所謂的「自然實驗」、或稱「觀察研究」（observational studies），也就是說「偶發事件或政策變化，會導致群體受到不同對待，類似於醫學的臨床試驗。」

卡德1956年出生於加拿大，目前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擔任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獎官網指出，卡德利用自然實驗，分析了最低工資、移民和教育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安格里斯特1960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目前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因本斯1963年生於荷蘭，現任美國加州的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獎委員會表示，安格里斯特與因本斯展示了可以從自然實驗中得出關於因果關係的結論，他們所開發的框架已被研究觀察數據的研究人員廣泛採用。

諾貝爾獎官網新聞稿說明，社會學許多重大的提問都與因果有關，例如，移民如何影響薪資與人力雇用數量？一個人受教育的時間比較長，又何以影響其未來的收入？這些問題很難回答，因為完全沒有比較標的。

倘若移民比較少或某人不繼續升學，到底會有什麼後果？世人並不知道。然而，今年的經濟學獎得主讓世人得知，運用「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s），這類問題是有可能解答出來的，關鍵在於使用隨機事件或原則改變導致人群受到不同待遇的狀況尋找答案，這類似於醫學領域的臨床試驗。

新聞稿指出，卡德運用自然實驗去分析最低薪資、移民與教育背景對於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他的研究始於1990年代，挑戰傳統觀念，產生新穎的分析與更多見解；研究結果顯示，調高薪資下限並不一定會導致職缺數目減少。如今世人已明白，新移民會為本國人的收入帶來好處，舊移民則會受到負面影響；還有，對於學生未來在勞動力市場的成功，學校資源的重要性比以往所認為得更加遠大。

然而，透過自然實驗取得的數據很難理解。例如，某個群體的學生義務教育延長一年，另一群則維持不變，對於群體裡的每一個學生所產生的影響不盡相同，有些學生無論如何都會繼續學業，但教育對於這些學生的意義，並不代表對於整個群體學生的意義。如此一來，學校義務教育延長一年所造成的影響，有可能得出任何結論嗎？在1990年代中期，安格里斯特與因本斯解答了這個方法論的問題，他們表明，透過自然實驗能夠得到何其確切的因果結論。

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佛瑞德里克森（Peter Fredriksson）說：「卡德對於社會核心問題的研究調查、安格里斯特與因本斯的方法論貢獻讓大家明白，自然實驗是豐富的知識來源。三人的研究從根本層面改善了世人回答重要因果關係問題的能力，為社會帶來莫大的貢獻」。

至此，2021年度諾貝爾獎已全數揭曉，上周已先後公布生醫獎、物理學獎、化學獎、文學獎及和平獎的各獎得主。

★2021年各獎項得主

生醫獎：美國加州學者朱里雅斯（David Julius）、帕塔普蒂安（Ardem Patapoutian），其開創性發現，讓我們得以了解熱、冷和機械力如何引發神經脈衝，使世人能夠感知和適應世界。相關研究有助於治療慢性疼痛。

物理獎：美籍日裔氣象學者真鍋淑郎（Syukuro Manabe）、德國海洋學家哈斯曼（Klaus Hasselmann），以及義大利理論物理學家帕里西（Giorgio Parisi），表彰其氣候模型及對複雜的物理系統的貢獻，讓世人更理解氣候變遷。

化學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麥克米蘭（David W.C. MacMillan）、德國學者李斯特（Benjamin List），兩人在分子的構成領域建立一種精確且新式的工具：有機催化。他們開發「不對稱有機催化」研究的貢獻，可對製藥學產生重大影響，讓化學更環保，成本更低廉。

文學獎：坦尚尼亞小說家古納（Abdulrazak Gurnah），其作品關注難民並批判殖民主義。

和平獎：菲律賓新聞網站執行長瑞薩（Maria Ressa）、俄羅斯獨立媒體總編輯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表彰「他們致力於捍衛言論自由，守護民主與持久和平的先決條件」。

今年諾貝爾得主總計13人，其中只有1人是女性，其餘均為男性。

諾貝爾獎是依照瑞典炸藥發明人諾貝爾（Alfred Nobel）的遺囑設立，1901年開始頒發，今年慶祝120周年。除了和平獎以外的諾貝爾獎得主，將受邀於12月10日至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參加正式頒獎典禮，親自從瑞典國王手中接下獎章和獲獎證書。

但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諾貝爾基金會日前已宣布，將連續2年取消於斯德哥爾摩舉行現場頒獎典禮，改為電視和網路直播得主在各國領獎。和平獎頒獎典禮自1989年起在挪威奧斯陸舉行，去年同樣因為疫情取消現場頒獎典禮。挪威諾貝爾研究所將在10月中旬，宣布今年是否在奧斯陸舉行現場頒獎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