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依據現行的冤獄賠償法第八條，只能在受無罪判決確定後才可提起，所以此案必得等到提起再審之訴，並將原先有罪判決撤銷確定後，才可提起冤獄賠償。
因此，沈冤是否得雪，恐得經過如此繁複的程序，更何況，再多賠償也換不回已經失去的生命；所以對相關人員的究責，才是給冤死者交代的最佳方式。
在民國八十八年之前，軍事審判法將軍事審判權歸屬於統帥權之下，也因此，此案發生時，由當時的司令為指揮，破案心切，竟將此案交由不具司法警察身分的「反情報人員」偵辦，在急速破案的壓力下，不僅非法拘束人身自由超過二十四小時，並以各種方式為逼供。
且在當時的法制下，軍事審檢機關不僅同隸屬於司令部，且所有的判決書與起訴書都必須於事前送司令核閱，並採取一審一覆判的速審結構；再加以軍事審判法的程序保障不足，審理過程的草率性，早已預示著誤判的可能性。
因此，造成冤罪的相關人員，從偵辦人員、承辦此案的軍事檢察官與審理的軍事法官，還有當初具有絕對指揮與核閱權的司令，在被告早已被槍決下，所觸犯者，已屬於刑法第125條第二項的濫權訴追致死之重罪。
由於相關人員仍可能執掌其位，甚或有當過部會首長者，為了避免由軍方自行調查，所產生的官官相護之現象，勢必得由檢察總長依法院組織法第六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以重大治安事件為由，指定由特偵組為偵辦。
若不及早為之，再過五年，恐將離於二十年的時效，而不了了之，這肯定使冤死者不得瞑目。（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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