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9日 星期三

尼瑪退錢!中國「人民幣足球」的殘存亦沒路

 

Beethoven: 5. Klavierkonzert ∙ hr-Sinfonieorchester ∙ Pierre-Laurent Aimard ∙ David Afkha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n1-XpDWh0

【摘要2021.12.28..經濟日報 李政亮】2022年卡達世界盃足球亞洲區十二強預選賽,已進行到一半,按目前戰績,中國挺進世界盃機率微乎其微。

一般來說,預選賽進行期間各國職業聯賽照常進行,不過中國為了全力衝刺預選賽,不惜將中國職業足球聯賽(中超)的第二階段,延期至無十二強賽賽事的1212至明年14日。

中國足協如此調動,可以看到衝刺世界盃的企圖,然而尷尬的是,一方面為衝進世界盃,中國加入了鉅額投資的歸化球員,但戰果依舊不佳。

另一方面,1212日的中超聯賽即將開踢,不但原名廣州恆大淘寶的廣州隊因母企業恆大的危機,原屬球員處於欠薪狀態自主練習,連同廣州隊共計16支超球隊中,出現薪資拖延乃至欠薪情況的,多達12支球隊。

從恆大2011年進入中超以來,引領中國足球的人民幣風潮,豪門球隊爭相超高價引入外籍球員,然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此刻正是人民幣毀掉中國足球的時刻。這一切,是怎麼造成的?

2001年是中國足球遙遠的光榮印記。這一年,2002年日韓共同舉辦的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當中,因日韓為主辦國不佔亞洲名額,中國順利取得亞洲名額前進世界盃,中國主場1:0戰勝卡達,確定取得名額的時刻,舉國歡騰。隔一年的世界盃裡,中國小組賽三場比賽一球未進、積分一分未得、被踢進9球,匆匆結束世界盃之旅。

在此之後,中國足球深受假球之害,整體實力跌入谷底。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大規模調查足球貪腐,涉案者包括足協高官、行賄的俱樂部高層與受賄的裁判等。也在中國政府風聲鶴唳反腐之際,2010年廣州的恆大集團開始進軍足球。

2011年廣州恆大開始進入中超賽場並且成為常勝軍,伴隨廣州恆大風潮,當時鋒頭正盛的馬雲也注資合作,廣州恆大也易名廣州淘寶恆大。一直到2020年中國足協頒行球隊名稱新辦法,球隊名稱必須為行政區域加俱樂部名稱,俱樂部名稱不得為法人組織名稱,原來的廣州淘寶恆大便不符標準,於是改為廣州隊。

廣州隊進入中超11年的時光裡,最巔峰的時刻是2011年到2019大約9年的時間,他們拿下8座中超冠軍以及2座亞足聯冠軍聯賽冠軍。這段期間,也正是廣州恆大引領人民幣足球的時刻,2010年恆大以當時的天價350萬美元簽下巴西球員穆里奇(Luiz Muriqui)。隔年,價碼快速爬升,1000萬美元簽下阿根廷球員孔卡(Darío Leonardo Conca),恆大最高價球員是1500萬歐元簽下的原巴西籍2019入籍中國的高拉特Ricardo Goulart Pereira)。

隨著恆大的大手筆「軍購」,例如力圖與恆大抗衡的上海上港6,000萬歐元從英超切爾西簽下奧斯卡(Oscar)、5,580萬歐元簽下浩克Hulk)等。事實上,不僅是外籍球員,中國球員身價也水漲船高,儘管中國足球不振,但不少球員薪資高於歐洲五大聯賽球員。也因此,中國球員寧可在中國坐領高薪,也不願意冒險到歐洲聯賽闖蕩。.

中國足球的人民幣浪潮,撒下大筆鈔票的經營者所圖的是什麼?對中超指標的恆大來說,足球只是槓桿,透過足球引燃民族主義,將恆大與中國足球劃上等號,這是恆大最大的招牌與廣告。所謂的民族主義是指恆大劍指亞冠,以高價外援為主力力壓日本與韓國俱樂部,亞冠恆大主場對陣日本球隊,總是爆滿數萬球迷。他們拿著中國國旗吶喊,恆大化身中國隊。

當中國走向人民幣足球之路時,日本足球正逢本田圭佑、香川真司領銜開啟年輕選手大規模的旅歐風潮。J聯賽1993年成立之前,中國強過日本,但成立之後,日本足球崛起,把中國遠遠甩在後方。

恆大對陣日本總有相當高的關注,滿場數萬球迷之外,轉播時也時而可以聽到「中國球員身體素質較日本有優勢」等話語,獲勝之後,媒體也推波助瀾,人民幣足球造就中超強權。中國媒體不時也對J聯賽冷言冷語,諸如J聯賽投入經費遠比中國少,這如國家實力的反轉。

從進軍足球開始,許家印大手筆投入,不過收支嚴重不平衡,平均每年虧損10億。但如同許家印受訪時所說:「這些都比不上恆大的品牌與廣告效應。」確實如此,許家印引燃恆大足球風潮之前,沒有多少人知道恆大是房地產業。當恆大引燃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恆大等於中國足球的印記。而後,足球只是許家印的槓桿。較小的層面是恆大品牌的宣傳,2015年廣州恆大所爆發的「違約門」可見端倪。

這一年的亞冠賽事裡,恆大按照契約應穿上有東風日產汽車商標的球衣。不料恆大違約,穿上標示自家恆大人壽商標的球衣。東風日產求償,也在求償官司中,可以看到贊助價碼——兩年兩億人民幣——這就是恆大球衣上商標的價碼,而且球衣上的商標不只一個。

當然,尚未發生危機前的恆大資產上萬億,這些贊助商廣告費都只是零頭,重要的是到處開建案的恆大集團需要不斷向銀行貸款,廣州恆大確實幫助恆大集團打響名號獲得銀行信任。2020年許家印積極打造的蓮花球場,更是恆大盛世的象徵,這座中國風的球場符合近年來中國風的政治正確。此外,許家印大手筆引進外援,都有媒體稱之為中國足球的大功臣,8萬人蓮花球場的興建,大功臣名號再升級。

事實上,中國足球反貪腐2012年最終審判之後,如何振興足球,一直是中國政府的目標。須知足球在中國一直是地位特殊的運動,從鄧小平的「足球要從娃娃抓起」開始,歷屆領導人都有對足球的表態,習近平也多次談到自己是足球迷。許家印的足球事業無形中也維繫了政治關係。

2017年許家印提出了2020年廣州恆大將實現「全華班」的構想,構想一出,各方嘩然。主要原因在於恆大雖然成立了青訓基地,但緩不濟急。更何況中國各年齡別國家隊近十年來,亞洲盃的比賽基本上小組賽階段就被淘汰,整體實力年輕球員難以接班

有趣的是,當各方都在質疑之際,2018年世界俱樂部盃的賽事裡,地主日本的鹿島鹿角對上皇家馬德里,這是賽前公認一面倒的比賽,未料全日本球員上陣的鹿島鹿角90分鐘22逼平,直到延長賽落敗。雖敗猶榮的結果震驚中國,恆大還得依賴超級外援,全華班如何可能?

許家印想到的辦法就是「歸化」。2019年恆大6名外援艾克森、洛國富、阿蘭、蔣光太、高拉特、費南多陸續加入歸化行列,為了這些六名外援歸化,媒體推估恆大花了8.7億人民幣。

「我愛中國!」這是幾位天價歸化外援對媒體所說的話,確實這幾位外援運氣很好,在恆大坍塌前夕拿下大約。繼此前恆大簽下強力外援的軍備競賽,其他俱樂部也安排了歸化球員,其中的意外插曲是泰山隊原籍葡萄牙的德爾加多(Pedro Delgado),他入籍後身份證上的民族一欄,刻意填上「漢族」。

因應入籍,中國足協也做出新的規定:入籍球員要能認國徽、唱國歌,俱樂部還要有專人負責入籍球員的思想與生活等層面,每月還必須向足協提交報告。

又是恆大開的頭,中國足球進入歸化時代。不過歸化球員能否入國家隊?這在中國還是一個可能有爭論的問題。表面上的問題在於中國是體育大國,此前沒有數位球員同時歸化進入國家隊的先例,實質的問題在於中國民族主義始終強調「中國人已不是東亞病夫」,歸化球員多是巴西籍,這些球員當中國隊主力能被接受嗎?

反對者多站在中國足球長遠發展的角度,否定大批外籍球員入籍;不過贊成者多站在中國足球孱弱的現實予以支持——可以看到,民族主義有其現實的一面。更重要的是,2019年開始,入籍的球員在比賽前的國歌演唱環節已被媒體高度重視,媒體幾乎以「歷史性的一刻」正面表述。

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十二強賽裡,中國隊即使有4位入籍球員,目前戰績僅積5分,在所屬的B6隊當中排名第5,前兩名自動進入世界盃,第三名將與其他洲的球隊進行加賽爭奪名額。中國用盡氣力,進入世界盃還是機會渺茫。但在球迷眼中,這4位歸化球員得到盛讚;倒是戰績不佳的矛頭,排山倒海地指向總教練李鐵,李鐵也在12月初辭職。

中超聯賽的瘋狂燒錢,是在中國順風順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過,從美中貿易戰開始到疫情之故,中國經濟開始下滑,今年開始,中超的窘境也逐一浮出,2020年中超聯賽江蘇蘇寧才獲冠軍,今年年初傳聞破產的蘇寧集團宣佈球隊解散。

今年9月恆大財務問題爆發後,義大利籍的總教練卡納瓦羅(Fabio Cannavaro)放棄11個月的薪資,雙方和平解約。事實上,2017年恆大與他簽下五年合約,年薪1200萬歐元,這已相當於世界前十的俱樂部教練薪資。此外,中超多支球隊欠薪的新聞也逐一被報導。

至於現今中國足球最被關注的歸化球員問題,也開始出現骨牌效應。2015年廣州恆大高價簽下的員巴西籍球員高拉特,2019年雖已入籍中國,但尚未居住滿五年,依國際足總規定,直到2024年才能代表中國出賽。面對恆大財務危機球隊停擺,高拉特已與恆大解約回到巴西的職業聯賽,中國人高拉特回到巴西聯賽變成外籍球員,巴西聯賽規定每隊只能註冊五名外籍球員,為了增加上場機會,高拉特還原為巴西籍的機率相當高。至於其他歸化球員是否將循高拉特回到巴西一去不回?經過風風雨雨,巴西出身的三名歸化球員全數回到巴西,但仍保持中國國籍。

2002年率領中國隊踢進世界盃的總教練米盧(Bora Milutinovic),直言中國足球的現狀倒退20,簡言之,近十年來的人民幣足球宣告失敗。人民幣足球的失敗未嘗不是中國社會的一道縮影,豪門球隊軍備競賽添購高價外籍球員,就像這些豪門集團在中國市場不斷快速擴張版圖一樣,擴張再擴張是其唯一的生存策略,這種風險就在於某個環節出現問題,財務問題就會像骨牌一般快速倒塌,中國足球也是如此。

中國足球發展喜歡與日本做比較,各豪門球隊買下高價外籍球員乃至推動歸化時,都會以「日本也曾出現」作為合理化的理由。J聯賽成立之初,確實曾出現這些現象。不過J聯賽成立之前,在規章制度做了很多考究與辯論,J聯賽在起點就跟中超有大的差異。其主要差異有三:

一是「強調與地方的連結」:每個俱樂部選定某個地方作為發展基地,也以此作為青訓的搖籃;

二是「球隊冠名中性化」:球隊名稱中不得出現企業名稱,這個作法與地方連結相輔相成,例如今年冠軍川崎前鋒,名字中就沒有企業名稱。J聯賽成立之初,《讀賣新聞》也有意加入,但就是卡在不得加入企業名稱,最後放棄;

三是「嚴格的財務監管」:J聯賽俱樂部是股份制,不是某個集團專屬的球隊。此外俱樂部連續三年財務赤字,將會失去聯賽資格,現今最受注目的就是鳥栖砂岩的債務危機。

在這些機制之下,雖然曾出現部份俱樂部高價買來外籍球員的情況,但在財務考量下其他俱樂部未必都會跟隨。此外更重要的是青訓,大批年輕的好手出現之後,就可強化俱樂部實力,旅歐俱樂部也有轉會費的收入。空缺下來的位置,再由新人來補,如此形成良性循環。

這些都是中超的功課,但還有一個根本的問題:中超背後的管理者是足協,但兩者應該是分工的關係,中超是依循運動產業的市場邏輯運作,足協是掌管國家足球的推展與國家隊組成。在中國,足協主席就是足球界最大的官。但何時去掉官本位?這不僅是中超的根本問題,也是社會問題。

 

2021年12月27日 星期一

再造新產業要從培育STEM基礎人才做起

 

Bach: Brandenburg Concerto No. 6 in B flat major, BWV 1051 (Orchestra Mozart, Claudio Abba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W791uMSAQ

【摘要2021.12.26..工商時報】「科技」雖是科學與技術的統稱,事實上科學與技術兩者是密不可分、但有區別。「科學」是人類為理解宇宙及自己,滿足好奇心而投入的觀察研究,因不是出於功利,結果是否有用,不是科學人的初衷。

「技術」是為增進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創新發明,是出於功利的,但如果沒有科學理論基礎,就沒有扎實技術可言。

我們對科學的興趣來自科學對技術的推動力量,工業革命的發生,就是科學推動技術,再轉化為生產力的結果,這是科技在經濟與社會生活中重要的展現;科技發展有單純「科學」發展的時期(古希臘),有基於科學來發展「技術」的時期(工業革命),當今則是科學與技術相輔相成交織發展的時期。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科技幾乎是世界上唯一能夠獲得「累加性進步」的文明,他的發展是不間斷、持續的、加速的。世界文明在多方面展現,但過去的成就,並不是都能給未來帶來累加性的進步,例如藝術、文學,歷史上有很多高峰,但後面的未必能超越前面的成就。

由於科技具有累加性進步的特點,我們對其未來就更加有把握;宇宙的本源是能量,由物理、化學、生物等能量法則構成這個世界,人類靠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找到一些信息,這些都是基礎科學研究的範疇;

數學與自然科學不同,雖然數學也會受實驗與觀察現象的啟發,但數學不是建立在假說之上,而是完全是靠邏輯推導,從簡單的定義與少數自明的公理演繹出來的。

進入20世紀後,數學值得一提的重大影響有四大體系,他們成就了近代許多新科技。分別是微分幾何:現代理論物理學與科學的工具;數理統計:信息理論與人工智能技術;離散數學:電腦科學的基礎;現代數論:現代密碼學、網路安全與區塊鏈。

數學家們大多一生清貧,但對於抽象的概念與邏輯有極高的愛好,他們可以數十年如一日,持續不斷的演繹、完善化出一個公理化的體系,後來這些理論成為現代資訊科技的理論基礎,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基礎科學研究者亦復如是。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人才是國家永續發展的磐石,是需要由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一路培育上來的,在中小學教育階段尤其重要;近年來全球呈現反智傾向,社會出現好逸惡勞現象,學習STEM學子比率大幅降低,值得我們警惕與反思。

我們人口出生率已超低,而大專院校又超多、大學生太多,學校又沒有建立嚴格的養成教育,尤其STEM教育學程減少,反而將時間移至許多重複或無意義的新增學程上,我們若不加以警惕、撥亂反正,我國產業未來將無國際競爭力可言。

科學方法論的思維訓練對人類是很有助益,在科學上:我們強調根據事實,不做個人主觀的假設,是經過邏輯思維得到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是沒有個人偏見、客觀的結論,是可信的、可重複的、有意義的結論。

而在教育上:我們強調STEM人才是國家永續發展的磐石,是需要在教育各個階段一路培育上來的,在中小學教育階段尤其重要,要教育學生就事論事,使用科學方法論,尊重客觀事實,內心裡要敢懷疑一切,追根究柢。

先進國家的產業發展,憑藉的就是有足夠的STEM基礎人才,台灣電子產業的蓬勃發展,也是建立在過去多年數理人才的養成。我們不再重視科學教育嗎?實值得教育界和企業界更深一層的檢討和思考,否則台灣未來的產業發展和經濟成長令人憂慮。

在印度,3200萬「消失」的中產階級正上演一場「飢餓遊戲」

 

Beethoven: Symphony No. 4 in B flat major, Op. 60 (Leonard Bernste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fQ2OWWzHZ8

【摘要2021.12.26..中時 俞霖霞】由新冠疫情驅動的經濟危機正在對全球各國的生活水平產生重大影響,全球數百萬人脫離中產階級或陷入貧困,世界排名前十的經濟體中國和印度,雖都受到了疫情的強烈衝擊,但疫情對二者所造成的經濟影響卻迥然,在印度,消失的3200萬中等收入者正在上演著一場「飢餓遊戲」。

作為世界前十的經濟體,中國和印度二者人口數量也基本相當(各有約14億人),疫情在這兩個國家中的演化進程,以及二者各自的恢復情況必對全球層面的收入分配變化產生實質性影響。可以說,與疫情前的情況相比,中國和印度的生活水平在疫情發生後的變化對比更加鮮明。

由於經濟下滑,印度的中產階級人數(每日收入在70140元的群體)在2020年預估會縮減3200萬(疫情前,印度預計在2020年將有9900萬人口屬於全球水平的中產階級)。由於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近20%,這也將直接使全球中產階級人數大量減少。

2020年,印度的大多數人都處於低收入階層(每天日收入為1470元的群體)。疫情前,預計印度在2020年約有12億人處於低收入階層,占世界低收入人口的30%。疫情後,伴隨著經濟下滑,這一數字預計將下降到11.6億,倒不是因為這4千萬人躍升到中產階級了,而是這些人都降為貧困人口了。

分析指出,疫情及其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預計將使印度的貧困人口(每日收入在14元或以下)數量增加約7500萬,預計將達到1.34億,比經濟衰退前預計的5900萬還要增加一倍多,這也直接將全球貧困人口推向了近60%的增長率。分析指出,印度的貧困率在2020年可能上升到9.7%,比20201月預測的4.3%還要高得多。

據印度媒體報道,隨著許多在疫情影響下失去工作的人開始陸續尋找工作,印度農村就業計劃的參與人數激增(該計劃最初是為了消除農村地區的貧困),現在預計參與該計劃的人數已經達到了自該計劃推出14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CNN在一份關於比哈爾邦和恰爾肯德邦的年輕移民工人的報告中發現,疫情將印度男性擠出了勞動力市場,而女性則完全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印度似乎是南亞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無論是從國內生產總值的收縮還是從窮人數量的急劇上升來看,都是如此。」皮尤中心的研究報告稱。

我們再來看一看同樣排名全球前十的經濟體兼人口大國——中國。與印度相比,中國人們生活水平的變化顯得更為溫和。在中國,疫情對經濟階層最大的影響體現在低收入階層人數的增加,預估有大約3000萬人因為疫情而跨入低收入階層。中等收入階層的人數也在減少,中國中等收入階層可能減少了大約1000萬,但相比之下,中國的貧困人數幾乎沒有變化。

在中國,處於中等和中上等收入水平的人口多於貧困和低收入水平的人口。在中國,雖然估計有1000萬人在疫情的衝擊下跌出了中產階級,但疫情前,中國的中產階級人口已經達到了5.04億,這次下跌的人口數只是5.04億中的一小部分。同樣,疫情後中國的低收入階層從6.11億擴大到6.41億,貧困人口從300萬增加到400萬,這些數字相對來說都是比較小的變動。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以來,中國中等收入人口也幾乎佔了全球中等收入人口的37%,但由於疫情應對有力,中國的經濟增長在疫情期間仍然是正數且比較積極(即使比預期的慢),對比起來看(對比印度),中國中產階級人數下降帶來的有限影響有助於緩解全球中產階級的壓力。

除了生活水平外,中印GDP差距也在不斷拉大。2020年,在疫情的籠罩下,印度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但中國卻能夠在經濟層面及時止損。20201月時,世界銀行的經濟預測曾指出印度(5.8%)和中國(5.9%)在2020年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將幾乎相同。但在疫情發生一年後,20211月,世界銀行將印度的經濟增長預估下調至-9.6%,並預測中國的增長為2%

據英國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在去年年底發佈的一項年度報告中稱,疫情後,中印的經濟差距正不斷拉大,對比之下,中國的經濟已經往前推進了5年,而印度的經濟則被推後了5年,這反過來又會在印度和中國的人均GDP收入方面造成10年的差距。

該智庫進一步表示,其實在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之前,印度的經濟就已經失去了動力。疫情前,印度的GDP增長在2019年就已經降到了4.2%,創十年新低,這個數據大約是2016年印度8.3%的增長率的一半。印度經濟增長放緩是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結果,包括銀行系統的脆弱性、對改革的調整和全球貿易的減速等。

「從中長期來看,諸如2016年的非貨幣化和最近有爭議的農業部門自由化的努力等改革可以帶來經濟效益。然而,由於印度大部分勞動力受雇於農業部門,因此改革需要採取一種微妙和漸進的方式,應該平衡長期內效率提高的需要和短期內支持收入的需要。」 英國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稱。

儘管該英國智庫對印度通過的非貨幣化和新農業法的批評很溫和,但其研究報告發出的信息很有說服力。此外,該智庫也指出,印度政府為應對疫情危機而進行的刺激性支出,明顯比其他大多數大型經濟體更加節制。

印度曾在2019年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但2020年的疫情卻將印度重新降至第六位。「印度在某種程度上被疫情打亂了方向,」該智庫稱,同時也表示,疫情對中國和印度造成了不同的經濟結果,中國將縮小與最大競爭對手的差距,並認為中國將在2028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這個預測比之前的估計早了五年,原因是中美從疫情中恢復的情況也截然不同。

2020年全球飢餓指數(Global Hunger Index 2020)榜單中,印度在107個國家中排名第94位,被列入飢餓風險「嚴重」的國家。當莫迪政府為其對疫情的處理進行辯護,稱疫苗接種進程正不斷取得進展,而且有跡象表明經濟正在復甦時,失業八個多月的尼基塔賈加德(Nikita Jagad)對這些話並不在意,「這些令人振奮的增長預測離我很遠,」賈加德告訴《紐約時報》。

印度的中產階級可能不像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同階層的人那樣富有,但它在印度也是一支強大的經濟力量,這些越來越富裕的印度家庭吸引了像沃爾瑪、亞馬遜、Facebook、日產和其他外國公司在這國家進行大量投資。但前文也提到了,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估計,疫情大約讓印度直接縮減了大約3200萬名中產階級者。

土木工程師庫馬爾也是其中之一。去年這個時候,他和他的家人正準備購買一套兩居室的公寓。但疫情後,庫馬爾先生的僱主直接將他的工資削減了一半,三個月後,他失業了。「一切都沒了。」馬爾告訴《紐約時報》。

印度的中產階級不僅對經濟具有核心意義,它也是印度作為區域超級大國與中國相抗衡的資本,但疫情後的中印經濟實力,顯然不在一個層次上了。(作者為鳳凰網《風向》特約作者)

中國房產商最壞的日子還在後頭 欠薪近5兆北京下令過年前支付【摘要2021.12.26..蘋果】隨著政府施壓房地產行業及時支付農民工工資,中國房地產公司明年1月可能形勢艱難。據野村國際(香港)估計,除了愈來愈多的離岸債券外,中國開發商及其承包商還需要在明年21日春節到來前向農民工支付1.1兆元人民幣(約4.86兆台幣)的欠薪。

本月稍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敦促要及時支付農民工工資。日前傳出,深陷債務困境的中國恒大正在官方督促下,優先解決對農民工和供應商的欠款,以免引發社會穩定問題。彭博行業研究認為,一些國有地產商可能將被迫接管中國恒大的項目,以確保向個人購房者交付住房。

據野村計算,約有5200萬農民工在建築業謀生。大多數人將在春節前後返鄉與家人團聚,在很多情況下,這是一年唯一的舉家團圓時光。鑒於中國政府對社會穩定的重視,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節日前向工人發放薪水是當務之急。

野村經濟學家陸挺和Jing Wang上周發布報告指出:「在所有類型的債務中,開發商及其建築夥伴支付欠薪的壓力尤其巨大,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可能引發社會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