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3.11.蘋果
王宏恩】高雄市長的一句失言，成為眾矢之的而不得不公開道歉。台灣民眾面對新住民，真的沒有種族歧視的問題嗎？
哈佛大學的政府系教授伊諾斯在新書《我們之間》，透過一系列的實驗探討人們對移民或不同種族的民眾的態度。發現人們的態度並不是單純取決於實際接觸過移民或不同種族與否，而是取決於相對的人數以及分布方式，他稱之為社會地理感。
簡言之，假如台灣民眾忽然覺得移民人數相較於原本居民顯著增加、而且移民們都居住在同一區域或都在特定區域活動，這樣心理感受上的地理區隔就會逐漸反映在對移民政策的反彈上。
那台灣的情況為何呢？根據去年內政部的報告，台灣領有國民身分證的新住民人數已經超過65萬，而去年九合一選舉的台灣選民人數是1300多萬，新住民即佔了台灣選民人數的5%。5%同時也是立委選舉不分區的最低門檻，親民黨與時代力量分別因拿到6%左右的票而分別分配到3席與2席不分區立委。而親民黨更透過3席不分區立委而得以形成黨團、參與立法院黨團協商。10年之內，台灣新住民加上下一代，超過6%是一定的。
另一方面，從台中東協廣場、台北車站開齋節、中壢火車站、小印尼街等地點的出現，台灣民眾不只逐漸感受到新住民們的人口增加，也如同伊諾斯教授形容地開始感受到不同新住民的地理空間分布。假如台灣民眾的心理機制與伊諾斯教授書中的一般美國民眾、一般以色列民眾相仿，加上新住民人口的增加，那麼種族的相關政策與種族歧視衝突勢必逐漸浮上檯面，成為台灣政治重要的議程之一。
事實上，一些研究已經開始指出台灣民眾心中潛在的種族歧視。西肯德基大學政治系的芮宗泰教授在台灣做了一系列的問卷，問一些台灣民眾「你是否支持政府鼓勵專業技術人才移民」，結果有76%的台灣民眾支持。
但當問卷只改幾個字，改問另一群台灣人「你是否支持政府鼓勵專業技術人才從東南亞移民至台灣」，支持率就大幅下降到45%。同樣是專業技術人才，為什麼從東南亞來的就不行？又反過來說，難道人們會支持政府在審查外國人的專業技術時，一併連出生地一起考量嗎？
過去30年來學術界對於種族歧視的研究，有把種族歧視分成兩種不同世代。第一世代的種族歧視，是赤裸裸地針對血緣與種族的敵意，覺得某些血統就是比較低下、某些人種就該消失之類的。但隨著民主與文明的演進，第一世代的種族歧視已經慢慢地被第二代取代。
在第二代的種族歧視裡，不會直接說某些血統比較低下，而是會用某些道德判準來企圖區分不同種族，例如說「我沒有歧視他們啦，只是他們那種就是比較懶，跟我們不一樣」、「就那種膚色的人都比較愛騙人，這是天性」之類的。明明就已經有了客觀的判準如工作努力程度、專業技術、學歷等，卻還是硬把出生地或膚色納入考量，這就是歧視。最近爆發的私校虐待留學生的案例不幸的就是最佳證據。
而在新住民人數與政治實力增加的同時，另一股暗潮也將逐漸匯流，一股稱作民粹主義的伏流。史丹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法蘭西斯福山在去年出版的新書《身分政治》裡面，企圖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歐美的民粹主義是在近幾年才開始興起？為什麼是最近歐美民眾才特別開始排外、抗拒移民？
除了移民增加以及文化差異之外，福山指出是國內既有的中下勞工階層覺得自己不再被國家關照了；國家與左派政黨更在意包容開放政策與全球化，在改善既有勞工的政策上卻都常是隱性（例如保險或福利）而非顯性（直接的薪水增加）。這些對中下階層的忽略形成民粹主義的溫床，有心人登高一呼就讓他們覺得直接的排外、回到過去的美好日子，才有辦法解決問題，即使實際上無法。
政府要如何面對這即將到來的新住民新政治？光是表面上的增加交流、多多接觸是效果不大的。福山的建議是要確保民主前提，也就是要能確保新住民們都需要認同最基本的民主自由價值，並且需有機會盡國家義務，讓新住民與原有住民有相同的立足點。而伊諾斯則是建議不同群體間需要有有意義的交流，並且需要在這交流中找到雙方共同的利益所在。台灣還有時間，但時間緊迫。
南向，不僅台灣，也不只向南【摘要2019.3.11.自由】國家生存需要清楚的戰略，它不只是國家發展的策略，也是因應區域挑戰與全球局勢的實際作為。我們所處的亞洲以及更為廣博的印太地緣政治架構，正面臨結構性的變革，無論在國際外交、區域經貿發展議程、或者是公民社會轉型與變遷的路徑方面，都有了迅速且深刻的調整。
從最北的俄羅斯、到中國、日本、韓國，再延及南亞的印度，甚至南半球的澳洲，近年來都積極關注亞洲的整體脈動，特別聚焦東南亞新興政經共同體的發展。這些區域國家經略亞洲的想像與實踐，都以捍衛、壯大自身國家利益為基調，呈現出它們看待並且參與區域共同體設計及實踐的具體行動。
自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台灣啟動了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這項政策被小英總統稱之為「台灣的亞洲戰略」，也使得長年禁錮在兩岸關係困局中的台灣，找到新方向。
過去三年來，新南向政策成功地向國際社會傳達了台灣面對東南亞、南亞形勢的理念，也提出了台灣如何自我強化，並作為區域共同體不可或缺的利害關係方的系列論述。這些結合政府與民間社會的協力成果，不僅獲得東南亞、南亞國家的肯定，同時也受到理念相近國家，如日本、美國、歐洲等國家的支持。
政府的旗艦計畫著眼於「以人為中心」（people-centered）的發展理念，逐步地銜接台灣與東南亞、南亞在經貿與投資、觀光、教育人才、區域農業、醫衛合作、青年領袖、智庫網絡與公民社會之間的持續制度性交流。當然，雙邊的交流應該不僅止於這些領域，在共同因應天災的韌性社區、基礎建設工程、新創產業網絡、以及藝術人文的對話等領域，也都有默默耕耘的先行具體行動計畫。
舉例而言，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Taiwan AID）長期在東南亞與南亞區域投入社會建設、潔淨供水與衛生、教育、健康醫療、社會福利領域的能力建構計畫，不僅受到在地社會的肯定，未來更可以鏈結由台亞基金會倡議成立的亞洲深耕聯盟（Asia
Engagement Consortium）其他夥伴機構的努力與資源，累積新的國家隊能量。
不僅台灣，鄰近的韓國也在2017年啟動了「新南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展現出首爾看待亞洲發展的具體態度與政策方向。韓國文在寅總統是以「元首外交」的方式，從點（投資與發展計畫的支持）、線（雙邊關係的強化）到面（東協系列會議與區域高峰會），逐步加強新南方政策的區域宣傳，凸顯韓國「被需要」的價值。
當然，從戰略的角度來看，文在寅政府之所以推動新南方政策，目的就是希望讓韓國能在亞洲主要強權競逐的過程中，找到它最適合的生存空間。新南方政策也代表韓國提升東協與東南亞區域在其外交政策上的位階，致力追求更為「自主」與「衡平」的外交政策願景。
2019年對韓國與東協關係的進展有重要的意義。首爾今年將舉辦「韓國︱東協高峰會」（Korea-ASEAN
Summit），而在不久的將來，也將陸續推動首屆「韓國︱湄公河流域高峰會」（Korea-Mekong
Summit）。藉由正式官方外交、高層元首外交、多邊外交的倡議，活絡新南方政策的區域效應。
值得注意的是，新南方政策有若干理念及元素與台灣的南向政策相近，譬如文在寅總統多次強調，新南方政策將強化與東協在「人民」（people）、「繁榮」（prosperity）、與「和平」（peace）上的合作，這也凸顯了雙邊關係不僅停留在經貿與投資，面對國際政治與區域穩定、以及人民及社會的共同利益，也被視為南方新政的焦點。
舉例而言，韓國與東協國家每年觀光客互訪總人數約為820萬，其中東南亞訪韓的觀光客約有220萬人，而韓國前往東南亞國家觀光的人數則佔600萬。新南方政策鏈結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影視產業，也期待透過雙向交流的再強化，再造區域韓流。
台灣的新南向政策與韓國的新南方政策都期待能凸顯對外政策中的「多樣化」（diversification）理念，並且以強化國家利益及生存空間為前提，彰顯台灣及韓國「就在」亞洲與印太區域中的貢獻與角色。這種多樣化的佈局，需要更多夥伴關係的支持。
二月二十一日，印度穆迪總理獲頒首爾和平獎（Seoul
Peace Prize），並且在出訪韓國期間與文在寅會面，雙方期待印度東行政策（Act
East Policy）與韓國新南向政策能相互支援。如果印度與韓國可以在東南亞政策上有更多交集，或許也有利於亞洲區域的穩定與繁榮。
與韓國不同的是，台灣在經營與東協、東南亞的關係上，面臨不友善外力介入，而「被」設定特殊的政治前提，外交局限也使得台灣很難透過正式的、政府間的、多邊的合作計畫來發展合作計畫。譬如說，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就不可能由元首外交來掛帥，而必須有更多元的官民合力和公共外交途徑，以及透過多彩多姿的軟實力展現才能奏效。
正因為如此，台灣政府與社會認知到多樣化緊密夥伴關係的重要意義，唯有透過與國際夥伴發展具有創意、富彈性、以及具前瞻性的務實倡議，才能有效形構台灣與鄰近區域國家的共同利益及價值，凸顯台灣在亞洲發展議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及能量。
廿一世紀台灣亞洲戰略的「首部曲」已經從深耕東南亞、南亞以及紐澳著手，未來的持續發展也應尋求多樣化的夥伴關係，讓國際社會清楚瞭解，台灣不只向南，我們就在亞洲，也將永續深耕亞洲。 【蕭新煌／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楊昊／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