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BARENBOIM ~ Beethoven Piano Concerto # 4 - Wienerphilharmoniker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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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2.1.12.三.中時
鄭永年】正如經濟增長是一個複雜的系統，避免經濟衰落更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就城市的發展和治理來說，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1.城市發展是否「以經濟工作為中心」？這一點對整體國家重要，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更加重要。只有各個部門的工作都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過去，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長或者人們所說的GDP主義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收入差異擴大，社會分化，勞動者權利受損，環境惡化等等。如果這樣，那麼經濟發展也會是不可持續的，並且經濟發展本身就會失去意義。但一旦不提「以經濟工作為中心」之後，很多地方就失去工作的組織原則，城市治理中的一些現象就是結果，為了治理「城」而損害了「市」，妨礙了經濟的發展。
此外，也必須強調，我們今天再次提「以經濟工作為重心」，我們指的是質量型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簡單數量型的經濟發展。高質量經濟發展依靠的技術、規則、文化和環保。
2.科技是生產力。城市產業的發展跟技術升級是息息相關的。在東亞地區，自1970年代以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差不多每十年就實現產業升級，產業升級都是在開放狀態下實現的，不是改進舊的技術，就是引入新的技術（包括自身的原創性技術和來自西方的技術）。
今天在中美競爭的大背景下，政府、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很重視對技術研發的投入。經驗地看，一個城市如果沒有技術研發的投入，不僅高質量的發展目標不能實現，從長遠來說，城市也會陷入衰敗。
但即使在技術領域，我們也面臨著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高漲的局面。在社會層面，一些人真的相信我們已經趕上了西方。這種情緒也延伸到政府，因為懂技術的技術官僚型官員的減少，一些官員也開始持社會流行的看法。「舉國體制」是沒有錯的，但傳統舉國體制是蘇聯式的體制，也就是「關起門來自己創新」。蘇聯的這個體制在早期也有一些成就，但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有兩個原因：第一，在封閉的情況下，技術創新久而久之缺少新的思想，沒有了競爭壓力；
第二，沒有國際市場，技術的投入巨大，需要在市場上得到回報，沒有市場也就是沒有可持續性。
我們應當承認，經驗地看，儘管我們傳統也有諸多重大的技術發明，主要是四大發明，這些發明也對西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近代以來的大多數原創性技術來自西方。我們現在急起直追，但要趕上西方，仍然需要很多時間。因此，新型舉國體制就是強調在開放狀態下的創新。只要開放，西方資本還是不會放棄中國市場，西方那些民用技術依然會擴散到中國。
在討論技術時，我們不能把技術視為「單一的個體」，而是應當把技術置於一個技術系統之中。如果和西方比較，西方技術的強大在於其系統性，我們的技術儘管從「單一的個體」來看有些領域已經趕上西方甚至超過西方，但我們依然缺乏系統性。
或者說，西方的強大是系統性的，我們的強大是區域性的。但只要我們是開放的，我們就可以利用西方的基礎技術，即那些並不被西方視為對西方構成威脅的技術。我們沒有必要什麼都要重新來一遍。再者，只要開放，我們也可以隨時跟蹤西方技術的發展現狀，從而制定正確的政策來追趕。
3.在規則上要繼續和國際接軌，並且促成規則的國際化。規則是生產力。大灣區內地的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規則沒有做到統一，即使內地9個城市的規則也不統一，在招商引資方面，這些城市在稅收、土地、勞動等方面的規則都不統一。過去在環保上規則也不統一。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把環境保護提高到最高的議事日程，環保領域的地方主義逐漸減少，環保的規則開始統一起來。但其它方面依然沒有統一的規則。沒有統一的規則就造成大而不強的局面。
我們應該思想解放，把香港的商務規則直接引入大灣區。香港的很多規則都是非常國際化的，為國際社會所接受的。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條件下，我們應當把香港的規則視為我們中國的規則。在香港規則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做加法，把內地的一些好規則加上去，例如高科技、新能源等方面。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實際上也實現了中國規則的國際化。
4.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市場發揮主體作用、政府發揮更好作用」的目標，必須進行新一輪的行政體制改革。企業是市場的主體，經濟發展的主體。企業一旦不再是主體，經濟發展必然遇到麻煩。「放管服」的改革已經推行多年，但很多地方的情況並不令人滿意，政府不僅不作為，反而阻礙市場的發展和發育。這種情況必須很快改變。
廣州黃埔區近年來的經驗很是寶貴。黃埔區政府提供有效服務，培養培植「專精特新」的技術類型中小型企業，甚至是微型企業。這個方向是對的，無論是對黃埔區本身，還是對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都會起到很好的示範作用。不難觀察到，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凡是中小企業發達的城市，經濟就發展得很好，老百姓就富足，城市就治理就好。
在中國，凡是只強調國有企業，不重視民營企業的城市，城市就沒有活力，經濟就不會可持續發展。
5.要營造人才培養、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系統環境。人才是生產力。城市是優質資本、優質技術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和活動平台。人才指標比其它所有的指標更為重要。資本來了，人才不來，那資本可能是套利來的；技術來了，人才不來，那可能是低廉勞動力的產業；高端人才來了，背後肯定有優質的資本和技術。人才是用腳投票的。
近年來，儘管美國經歷著政治治理危機，新冠疫情危機不斷，但世界各國的人才還是往美國跑。這是因為美國具有像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那樣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台，那裡集中著世界上優質資本、優質技術和高端人才，繼續吸引著優質資本、優質技術和高端人才。不管美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什麼，這些平台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那麼，這些平台的人才是怎樣的規模呢？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的外國人才佔了40%左右，硅谷的比例更高。在亞洲國家中，日本在移民問題上是最保守的，但即使這樣，東京灣區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國人才。而我們在吸引外國人才上還遠遠落在後面。外國專業人才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更為嚴重的是，近年來，美國開始比較系統性地進行人才脫鉤，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脫鉤。我們可以認為，中美之間人才脫鉤的後果會比經貿脫鉤和技術脫鉤更加嚴峻。在培養人才和吸引人才方面，不能說我們不努力。實際上，我們非常努力了，這些年來，我們推出包括「長江學者」等國家級人才計劃，各地的人才計劃不計其數。但和發達的西方國家尤其是和美國相比，我們的差異還是很大的。
在發達國家，不僅僅民營部門憑借其發達的經濟（財力）、優質的大學和研究院、企業實驗室等載體吸引著大量的人才，政府更是在人才問題上一直採取單邊開放政策來吸引人才。這方面美國最為典型。理論上，美國的開放政策一直是強調對等的，但在人才問題上，美國實行的始終是單邊開放政策。一句話，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才制度具有系統性優勢。相比之下，中國的人才政策表現出兩個主要特點。
第一，局部性。在一些方面具有優勢，而在另一方面則體現為劣勢，各個吸引人才的要素很不平衡，不成系統。
第二，政治性。把人才作為國家的政治任務來抓。美國等西方國家是通過移民局的移民政策來吸引人才，也就是通過非政治化的方式。我們則是通過政治方法來進行的，其優勢在於只要領導重視，人才所面臨的一些困難總是可以得到解決的，劣勢是因人而異，差別對待，並且因為通過政治方法，很容易被西方國家政治化，從而影響人才的流動。
6.人口也是生產力。城市是人住的地方，人口是城市的基礎。任何地方，如果人口一旦萎縮，大城市肯定萎縮。今天，在世界範圍內，城市和人口之間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不難發現，城市越大，生育率越低。如果從GDP增加的角度來看，城市越大，GDP越高。計算GDP很容易，GDP是交易的產物，交易越多，GDP越大。城市越大，交易越多越密。但從人口學的角度來說，城市規模和生育率是成反比的。
從長遠歷史來說，亞洲式的大城市化是沒有出路的。東京集聚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首爾已經集聚了韓國一半左右的人口。且不說一旦發生戰爭，這些城市會面臨毀滅性的結果（當然也意味著國家的毀滅），從人口學來說，也是很難可持續發展的。
相比之下，歐洲或美國的城市模式比較可行。歐洲和美國沒有能力搞大城市嗎？不是的。德國是歐洲城市化非常高的國家，但德國8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兩萬人以內的小城鎮。
粵港澳大灣區中廣州和深圳都是人口超過了2000萬的超大城市。今天，很多城市已經提出「宜居、宜業、宜遊」的城市建設，但我們更應該強調「宜育」的城市建設，為年輕人提高生育率創造物理和物質條件。
現在的這種（超）大城市化與生育背道而馳。從國家長遠的經濟目標來說，現有的城市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把所有優質的東西都集中放在大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使得這些城市吸引著更多的人口到來，表面上這些大城市是贏家，但整個國家可能是輸家。
我們的城市化掌握在唯GDP的經濟學家和結構工程師手中，他們是沒有社會和人文意識的。這種趨勢如果不能改變，那麼城市有可能成為人口的墓地。過去40多年的城市化是中國經濟快速上升的產物。接下來的經濟下行甚至萎縮必然會對城市產生巨大的影響。對此，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準備。（作者為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