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7.4.蘋果
林臻嫺】3日小燈泡案二審宣判，再度維持一審刑度，未判處被告死刑，勢亦將引發社會的憤怒。死刑與社會民眾的憤怒，恆常處在緊張的關係，不止我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早在1984年的Spanziano案，前大法官
Stevens就提出：死刑的宣判，反映的正是「社會的道德憤怒」（society’s
moral outrage），代表的是一種「社區制裁」（community
sanction），而不是某個個人的法律判斷。
因死刑乃是宣告「某個群體」認為群體內的「某個個體」已喪失可以生存的道德權利，因此，死刑不能被理解為一般「依『法』而為的決定」，毋寧要認知為是一種「群體良知的『道德』決定」。其在1995年的Harris案更認為：惟有由市民選出的陪審員，才能適當地符合「群體的良心（conscience
of community）」。
因此，在美國，一般案件，是由陪審團╱法官來認定事實，由法官單獨來量刑，但唯獨「死刑案件」，必須要組成「死刑陪審」（capital jury）來量刑，即是認為死刑的量刑，不屬於（已超越）「法律問題」，而是屬於「倫理道德問題」，而法官只是「法律專家」能處理一個群體內的「法律問題」，至於「倫理道德問題」，必須交給「人民的代表」，也就是「死刑陪審」來決定。
而什麼樣的被告、犯下什麼樣的罪，會落入這樣「社會道德的憤怒」的範疇，乃是一個「當代或說不斷演化中的正當行為標準」（contemporary
standards or the 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故縱使貴如立法者，也不宜以立法「唯一死刑」方式，來替「死刑陪審」預先決定，誰必須一定要死。
亦即，正因死刑與其他刑種不同，須允許「個人化（individualized）考量」，每個案件，不管案情多相近類似，被告及辯護人都應有權可充分提供「減輕要件證據」（mitigating
evidence），讓死刑陪審審酌。
在1987年的Sumner案，聯邦最高法院即以此為由，宣布Nevada州就曾被判終身監禁之被告，若假釋中再犯謀殺罪一律死刑的法律違憲，正式宣告「唯一（強制性）死刑」（Mandatory
Death Sentencing）的州法律，走入歷史。
畢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在1972年的Furman案中，認為斯時的死刑州法定程序不完備，造成死刑可能恣意遭濫用，故認為違反美憲增修條文第8條之禁止酷刑，等同宣告「廢死」，引發民眾不滿。而誓言恢復死刑的州，即積極修改死刑的法定程序，再度提出挑戰，故短短4年，1976年Gregg案後，死刑又被宣告不必然違憲。
但縱使如此，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仍堅持「死刑（與其他刑種如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等）是不同」（death
is different）。必須要有「特殊的程序安全閥」。如果一般案件應遵守「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而在重中之重的「死刑」案件中，則其要達到的程序要求，更必須高於其他一般案件，常被稱為是死刑的「『超級』正當法律程序」（super
due process）。
借鏡美國經驗，死刑與整體社會的道德憤怒，確是息息相關，無可迴避，畢竟死刑確實已經超越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倫理道德甚至哲學問題。法律人在此能夠扮演的角色，僅是在社會的憤怒撻伐中，努力保持清明，堅守住超級正當法律的程序正義吧。
如何看待小燈泡案兇手未判死－精神醫療不彰造成悲劇【摘要2018.7.4.蘋果
沈政男】內湖小燈泡案二審宣判，雖然刑度與一審一樣都是無期徒刑，但判決理由完全不同，可說是一個既能兼顧司法正義，又能釐清犯案本質的判決。
一審判決無期徒刑的理由是「《兩公約》禁止精神病患被判死」，亦即兇嫌雖是精神病患，但沒判死非因行兇時辨識力與自控力減弱而減刑，就只是為了符合國際公約。一審為什麼這麼判？
因為一審的精神鑑定報告宣稱，「雖然兇嫌有明顯妄想，但可買刀可躲雨，可見辨識力與自控力沒有減弱」，法官找不到減刑理由，又無法對此一明顯因生病導致的犯行判死，只好援引《兩公約》。
反觀二審，雖然二審的精神鑑定報告在描述了兇嫌光怪陸離的精神症狀之後，竟然拒絕回答法官徵詢的辨識力與自控力問題，二審法官還是根據鑑定報告描述的資料，扛起釐清犯案時兇嫌的「心理事實」之責，清楚說明「兇嫌因罹患精神病，而且行兇時受精神症狀影響，導致選擇不違法的自控力降低」，而從死刑減刑為無期徒刑。
內湖小燈泡案的本質，徹底是一個精神醫療不彰所造成的悲劇，然而事發以來，不只輿論因陷入報復氛圍而無法冷靜分析成因，連原本應該以專業釐清犯行原因的醫療與司法人員，或許都因社會群情激憤，而有了保留。
在精神鑑定方面，行兇時辨識力與自控力的鑑定，應釐清是否「因精神疾病導致不違法的能力受損」，但在此案卻被當成「有沒有辨識力與自控力來行兇」，當然會得到「因妄想而殺人，但行為完全可自控」的矛盾結果。在司法判決方面，法官對於顯然違背常理的鑑定意見，應自為判決，而不是一股腦完全接受鑑定意見。
有人擔心，小燈泡案兇嫌2、30年後被假釋，恐會再犯，其實思覺失調症患者年老以後，精神症狀即使不治療都可能自動緩解，甚至認知功能也可能提早減退，不能再用年輕時的樣貌來推估。
雖然兇嫌犯案時十分兇狠，但如果他在幾年前被送精神科就醫時，能被強制住院治療，之後並輔以積極的社區強制治療，或許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慘案。小燈泡案是一個悲劇，如果又被激情與誤解影響而做出錯誤判決，將是錯上加錯，還好二審法官改正了這項錯誤。
PS：
1.
基於賠償主義，殺人犯應該負責任的賠償受害者家屬。同時賠償對社會的損害。
2.
基於隔離主義，殺人犯應該與社會永遠隔絕。
3.
基於教育主義，殺人犯乃因受教育或醫療不足所導致的行為，國家要把他教育成功。
4.
基於報復主義，殺人犯應該殺人償命，應該受苦。甚至應該被處以更嚴重的處罰，以消受害家屬心頭之恨。
5.
綜合各派所長，殺人犯應該1.與世永遠隔絕，2.政府可以在印尼租個島，專收殺人犯，在島上設置工廠，商品行銷世界，受刑人必須賺工錢，賠給受害家屬，直到75歲。
6.
3.政府在這惡魔島上，給殺人犯教育、醫療、訓練，讓他發揮所長，賺最多的錢，賠給家屬。4.殺人犯在工作到75歲的時候，應該接受大體解剖，把身體的器官全部捐給社會，讓他因此死亡，不得全屍，以回饋社會。5.在75歲之前，必須接受每年受害家屬親自執行鞭刑一次，3鞭，持續到75歲，以消受害家屬心頭之恨。
7.
6.殺人犯必須於受刑期間，每個月捐血、捐骨隨，直到75歲，以回饋社會。7.在75歲之前，殺人犯可以不斷上訴，避免誤殺好人發生江國慶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