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獨派大老彭明敏教授、謝聰敏教授、張慶惠女士與李俊達主任、台灣社、蔡克信醫師等人，CGM基督教福音宣教會鄭明析牧師、李鈞震和呂苑沁夫婦、長老教會高俊明牧師等老前輩，都非常謙虛，對弱勢者非常有愛心，專業素養頂尖，所給予的建議非常中肯，常常給年輕人機會，故事內容是在作者當時有限的智力之下所描述的虛構故事，感謝父親徐森行和母親林秋美、已故公公李錦欣和婆婆徐鳳珠的支持，與讀者的包容。
徐弘毅(徐嘉卉) 9.4.2007
本來，天災人禍是人間常事，然而一旦落到自己頭上，我就難以相信，是真的！我和一群人困在一個黑死病的城裡，對外封閉。外界常傳來熱情鼓勵或責罵的聲音，可是，在我聽來，都是空洞的話，現在，我和喜歡或討厭的人都是一鍋煮；我的勇氣、意志和耐心根本無法解決這個大問題，鼠疫，這黑死病，在城中蔓延，每天都有人病倒，隔天又有幾條人命走了，屍體掩埋的大坑就在城外不遠處，就算走進教堂也還聞得到屍臭。
可是，我總不能一直垂著腦袋走路；天空這麼藍，我靠著一個躺椅休息，靈魂，被舒適的風吹得飄起來，脫離沉重的身體，飛到了遠方，尋找答案。
1961年的夏天，彭明敏教授獲選為台大政治系主任，國民黨獨裁政體，顯現了對他的信任，可是他並不感到開心，他很猶豫。他一走出教室，我就追上去。
「彭教授！可以請教你幾個問題嗎？我已經聽你的課很久很久了。」
他回頭看我，面露擔心，不是因為他自己的處境，而是我，我看起來必定非常蒼白虛弱，也許我也已經染上黑死病了。
「你是學生嗎？」
「不是，我曾經是…記者，曾經是。」從戒嚴到解嚴之後，許久，記者仍舊是在為國民黨服務的特務，這件事早已發生，因為這件事關係到全體人民的生死，會有千千萬萬的見證人從內心深處證實，我所說的話是真的。
他沒有拒絕我的意思，只是擔心地問：「你要不要坐下來喝點什麼？」
我確實很疲倦，我的問題不只一個，我最好坐下來，慢慢談。
「彭教授，我不敢相信，我被充滿野心的人利用。難道政黨、大學以及幫助我的人們，也都只是處心積慮要利用我？一切，都是虛偽、謊言、神話？」我說。
「你已經知道答案了不是嗎？你只是要作心理準備，去接受它而已。這裡也一樣，雖然到處都有反共標語，其實，沒有人相信『反攻大陸』，因為人有理性，會知道什麼是真實的。
獨裁者可以做不切實際的宣稱，說他代表全部的人類和自由的意志，可是存在於我們靈魂深處的良知會反駁，扭曲事實，破壞公平正義，違背人權，這是嚴肅的問題啊！」彭明敏說。
我說：「遵循真理，傳達真實，主持正義，是我的初衷，但是，我沒辦法說服人們一起向虛偽、神話做戰，誰能跟虛偽的瘟疫談判呢？
市長、議長或學者，他們本身就是黑死病傳遞者，他們在市中心佈道，聆聽的大眾就這樣染上的黑死病。他們的腦袋是鼠疫病毒的天堂，雖然腦細胞已經完全被分解，只要學歷文憑還在，他就能緊抓住權杖發號施令，這究竟是上帝的恩賜還是撒旦的淘氣呢？」
我很苦惱，我說：「這個苦惱甚至比死亡更令人食不下嚥。」
「在愚昧與獨裁之下，誰都不會好過，當官方對我愈表示信任時，正是我心裡對於整個政局的疑慮愈加深之時。獨裁組織裡面，想法似乎也分裂著，他們當中有些年老的人，變得愈來愈反動，另外的則變得較開明，試圖使台灣社會發展成能容納各種份子的進步社會。」彭明敏說。
「在威權體制下，雖然沒有人公開談論『獨立』，但是大家都認為國民黨政府，如果堅持那些不切實際的立場和政策，幻想必定會與現實相遇；有一天必會從聯合國被驅逐出來，
這樣看來，『台灣獨立』就是絕對必要的事，不是嗎？所以，最基本的問題是改革和重組，藉以創建一個與現實切合的管理制度」彭明敏說。
「進步需要等待，只是，這些沒完沒了的日子所引起的疲倦，令人疲倦；最危險的後果，不是黑死病人對外界動態或對別人的喜怒哀樂漠不關心，而是在於我們那種放任自流、漫不經心的態度，使得未來毫無希望。
我後來就有一種傾象：凡是並非絕對必要的事，凡是在我看來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我都懶得去做。」這就是我疲憊的來源。
我繼續說：「但有很多人認為，使人們團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徑，仍然是把鼠疫(神話)帶到他們中間去。
人人都企圖使大家跟自己站在一起，互取利益互相壯膽，為此，他們製造假消息，說物價大漲薪水不漲，掩蓋經濟成長的真實；又堅持佛光山等宗教團體，過去從獨裁者手中拿了錢，不需要為任何百姓的苦難負責，而現在佛光山等宗教因為無法繼續A錢而大肆批評國防、外交……。
他們嘴巴在頻繁地活動，一大串一大串的長句子不停地，像一條條毒蛇一樣，從嘴裡竄出來。黑死病，使不甘孤獨的人成為獨裁者的同謀者，而且是一個樂此不疲的同謀者。
我看見城內的長官與教授，用興奮的眼神讚許獨裁者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迷信獨裁者，莫名奇妙的恐懼『言論自由』，易於衝動的脾氣壓抑『專業意見』，政治受難者冤屈的抗辯轉為沉默。」
彭明敏說：「很多高級黨政官員來訪問我，勸我加入國民黨。他們暗示如果我入黨，一定會獲得非常高階層的任命。但我對此事，完全未曾考慮。因為我跟他們並不是命運共同體。
就像台灣與中國從來沒有共同的歷史，你所經歷的，是與獨裁者是完全不同的體認，結果便發展出與他們不同的性格和認同，當務之急是，如何建立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我問：「黑死病蔓延，其中一種瘟疫就是過客心態，人們內心恐懼又空虛，他們揮金如土，成天追尋愛情、看A片，就是為了迴避面對命運這個問題，我怎麼開口說話呢？」
彭明敏反問：「對於瘟疫患者而言，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為神聖不可侵犯，可是，難道就因此不應該去打擾這些人的睡眠，連打針救他們也不行？」
我悲觀地說：「當人適應了種種不幸，放棄去謀求改善，這才是真正的不幸；習慣於絕望的處境，比『絕望處境』本身還要糟。以我的觀察，這座城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我們道別，走向各自的人生路，我的內心很亂，命運共同體、切合實際的管理制度，像永遠記不起來的單字。這些翠綠透光的草真好看，不久之後，國民黨特務會把它染紅，年輕學者陳文成教授（圖）會躺在這裡，那是1981年的事，我的靈魂在時空中遊蕩，醒的時候，天空暗了，我還在黑死病蔓延的城中。
黑死病，使得夜店的生意特別好，雖然很多人抱怨各種東西都在漲價，但人們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揮金如土，這樣毫無顧忌地去追求，徹夜的狂歡，這樣公開欣賞廉價報紙上的走光照。
到處都有潛在的黑死病帶原者，道聽塗說的生活，可能讓人致命，但這並不會改變這群人聚在一起，大吃一頓的喜好，因為他們天性喜好傳播，傳播八卦、糗事、唱衰，任何能夠引起注意的話題他們都樂於提供，添油加醋的本事，常常讓黑的變成白的，這又造成更多人受感染；
病人應該被隔離，可是誰都知道，隔離是不太可能的事。對我來說，在這個圈子裡，最重要的已經不是追問「人生值不值得活」? 而是必須如何去活，如何去活在包含承受「因生活而來的痛苦」；
也許有人認為這些紀錄是在批判現狀，然而我只是被獨裁者的瘟疫逼迫，去理解這一切事實，「任何一個覺醒的人，必須習慣於生活在，工作的孤獨之中。」
城中的人，會參加宗教儀式般的專業訓練課程，宣傳社會光明、良善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可是又常常引經據典證明，子虛烏有的經濟崩潰、民粹式地把獨裁的名詞往奮鬥者身上堆，同時又過著極端不道德的私生活，譬如威脅富商、要求賄賂、耍特權。
這些互相矛盾的事情可以並行不悖的主因是，「迷信」這個麻藥，他們迷信各種欺騙自我的預言，春天的時候，人們已經期待鼠疫過不了多久就會結束，沒有一個人想過要問一下別人，這種疫病還要拖多久？
每天總有劈腿浪漫的故事流傳，卻沒有人認真去思考存在於文化中的黑死病，是否來自於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是否有疫苗？該發展什麼樣的社區衛生與隔離措施？
有人說，這一切的主因就在於宗教本身，蔣氏獨裁者的身教說明，我們仰望的聖者孫中山，是錯誤的崇拜？我的書架上還有他的著作，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苦讀他的思想，以換取逃離家庭的解脫，沒想到家庭之外，是一個被封死的鼠疫之城。
我在桌燈下沉沉地入睡，進入記憶最深處，循著地圖的指示，我的思緒回到1919年秋天，一位沉思者獨自坐在桌燈下，他是孫中山。我敲門，自我介紹：「孫先生，我是徐弘毅。」
孫中山說：「請進！」
我推門進入，他和藹地微笑，人在絕望的時候，微笑是很不容易，他最重視的《憲法》，先是被袁世凱毀了一大半，後來段祺瑞和張勛又廢掉國會，這下全完了。他的家鄉廣州軍閥，雖賣了面子，說會為他護法，結果只是利用他的名望，換取更大的權力而已。
生不逢時，理想不能實現，孫中山只好窩在這裡寫投資計畫《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就是實業計畫，看是否能東山再起。
「讓我來您校對文稿吧！」我說。
「不忙，我也要休息一下」，孫中山說，他替我倒杯水。
「總理，你以博愛的精神，想救那些在專制統治下沒有人權的百姓，但是，這個時代，誰聽得下你說的道理呢？這世界已經被獨裁思想的人綑住了。」我說。
孫中山回答：「獨裁者，他們也得面對現實，他們想把國家和人民變成他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人民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便會一天覺悟一天，知道要反抗。
我到處勸人讀書，因為我知道人類的知識發達，就會產生大覺悟，好比我們做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獨立」
我說：「你手按著《聖經》在軍閥面前發誓，要把憲法當成比自己性命更寶貴的事物，他們卻充耳不聞，找一堆理由實施軍事戒嚴，用槍桿對付百姓。」
孫中山說：「出埃及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才提出民權主義教育他們，好縮短戰爭時間。我想世界的潮流就是要尊重人民自己的權力，將來無論怎樣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
我說：「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與無知造成的，那些獨裁者總是吹捧民主，卻不遵守法治，隨自己的高興賞賜與逞罰，社會在他們的強制管理下，變得毫無進展；然而，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跟有意識的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獨裁者的隨從、黨羽跟著獨裁者一起作惡，他們很多只是愚忠。」
孫中山說：「不論誰說他是民主，我們都要看清楚他怎麼執行，民權的真正義意是實行普選制度，人民有創制、複決權，還要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剝奪你的自由。」
我說：「我聽說要了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裡的人們怎麼幹活，怎麼相愛，又怎麼死去。
你在爭權奪利的世界退讓，在挫折的時候寫理論，並且打算為民主理念而死，然而，圍繞在你身邊的軍人與多數中國的軍閥，只要讀書人的意見稍微與他們不同，他們就派刺客暗殺，宋教仁、陳文成就是例子；只要利益稍有衝突，他們就詆毀抹黑對方，他們從百姓身上剝削金錢，轉到自己的政黨組織，又轉到自己的私人口袋，最後抱著永遠也用不完的金錢而死。
你手下的國民黨員，拿著『武昌革命』這個神話催眠百姓，說滿清帝國是他們推翻的，來虛漲自己，事實上，那時全中國已經軍閥割據，所有的軍閥都持續擁兵自重，擴張權力。
大軍閥袁世凱，藉著這個神話，立起另一個神話，說他是中興會的支持者，又說他是同盟會的成員，請您去當門面招牌，隨即自行稱帝，將來，蔣介石恐怕也都是神話創造者，沒完沒了的神話謊言，認清現實，這件事讓人非常痛苦。」
被軟禁的張學良
孫中山：「雖然現實有重重困難，但，立志，是讀書人最要緊的一件事。我的信仰是，我要注重發達人群，為大家謀幸福。我相信，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
對於你說的軍閥與社會心理，我處理的方法就是，帶著犧牲的精神努力協調，並沒有想求官，只是想能不能為民主發展，做成一件事。因為地位是關係於個人的，達到了什麼地位，只能為個人謀幸福；事業是關係於群眾的，做成了什麼事，便能為大家謀幸福。
不論那些人的野心如何，我要把實業計畫寫出來，這是委外投資計畫的一個示範，他們現在不懂，將來總會學習，我要把三民主義教育清楚，透過這些教材幫助人們脫離奴隸的觀念，才能免去被那些野心家控制的命運，只要我這一生從頭至尾，徹底做完，這就是成功，便是大事。你的思考很有道理，這也是我說的，改革的人 要進學校讀書，取古今中外的知識、才學，那件大事才容易成功。我做不完整的地方，由你們接棒去做。」
我說：「不只是生活周遭的人是獨裁者，我想國際社會也是一樣不懂正義，每天都有人死亡，對於獨裁瘟疫所帶來的死亡，人們只想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掩埋屍體，在封閉的世界裡，誰能在乎別人的死活呢？」
孫中山：「在瘟疫橫行的時候，城封閉了，城內的每個人都有可能得瘟疫死亡，這就是說，這座城的人是命運共同體。國際社會也要體認世界大同的道理，就像巴爾幹半島的問題造成歐洲各國大戰，中國的問題沒解決，將來也會造成美國中國的大戰。
任何一個地區的民權、民生、民族的權力沒有受到保障，都會造成其他地區的不幸，整個地球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我打算用這個道理說服美國人提供資金投資中國，籌措足夠資金後，就可以拼政績，給百姓帶來福利，這樣就可以累積改革的民意基礎，」
我問：「您的計畫是什麼呢?」
孫中山：「港口建設、鐵路、道路建設、治河道、設電報、電話線路及無線電、採礦業、建造森林 …」他如數家珍，眼睛閃爍興奮的光芒，我看到一個邪惡難以妥協的世界就在眼前，他奮力揮刀，似乎沒有什麼擋得住那堅強的意志。
當夢境的對話消失，我的意識回到現實，耳邊又聽到獨裁者高舉孫中山的肖像，鼓動信徒跟隨他們全力毀憲、攻擊公民投票、毀謗交通建設，他們搖起勝利的旗幟，邀請我加入，這世上再也沒有這麼諷刺的事情，自詡為孫中山的繼承人卻背叛他的理想，這群老鼠就是黑死病的病源，牠們的真名是「名利慾望」。
死到臨頭，並不會讓人覺醒生命的意義，反倒是有許多人，更熱衷於追求權力、金錢、美色與名聲，因為這些事物可以讓他們忘記自己的軟弱，或者權貴們以為，無能的秘密也會順帶被遮掩掉，他們似乎認為擁有好的名聲，偷竊的時候就可以走大門，一旦遇到警察還可以質問他們：「你知道我是誰嗎？」
然而，無形的壓力並沒有消失，慾望、不切實際的幻想、名不符實的能力，形成強大心理壓力，不斷的加重在只靠貴人、人脈關係生存的人身上。
當名利與慾望結合，就會衍生出無數難以治療的傳染病，通稱「奴性─獨裁」的病毒，這種病從長官傳播到屬下、從工作場所傳染到家庭，又從父母垂直感染給小孩，無辜的小孩到了學校，再次被學校教育強化毒性，於是，人人都顯得獨裁，人人都無法溝通，人人都發脾氣，人人都空虛難受，這一切都說明連最基本的家庭價值也被鼠疫奪去生命。
儘管眼前有著這一幅幅不尋常的景色，可是看來我們城裡的人，還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然，大家都感到恐懼，但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沒有一個人真正承認疫病的來臨。
這座城的黑死病，有悠久的歷史，因為太久了，它幾乎變成一種嫦娥奔月的神話，好像我們生來就必須封城，我們必須相信蔣介石與宋美齡無論殺多少人都是慈悲，我們必須承認土地不是自己的，而是中國或其他人的，我們必須順服國民黨與那些共生團體威權，我們必須相信佛光山與陳長文不須為任何下層百姓負責，我們必須相信根本不會寫新聞也看不懂憲法的教授是專家，我們必須相信沒有穿衣服的國王身上有衣服。
殷海光故居
雖然我們生來就是不能避免與老鼠共存，但這不代表我們生來就是為了被鼠疫殺死，在這座黑死病的城裡，最先產生批判性思考的醫生，他是彭明敏教授。
回到居住的巷弄，冷冰冰的建築讓我想到獄中的彭明敏教授，1964年的中秋節，他和謝聰敏和魏廷朝因為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被國民黨政府判刑八年，1965年底國民黨特赦彭明敏，他開始過著被軟禁的生活。
我閉起眼睛就能想像軟禁的意義，我正漫步在這種雲端裡，我說：「挑戰獨裁者之後，同事就不敢來說話了，更別想回到原本的工作崗位，就連以前的指導教授也不會承認和這個叛徒有什麼瓜葛，家族更是徹底感到失望。」
我問彭明敏：「彭教授，你說蔣介石政權主張代表中國，是一個荒謬的神話，也等於是一個巨大的騙局，這個神話使得國民黨維持雙重機構，一是所謂的『中央政府』，所有有效實質的權力都集中於由中國來台的中國人，另一是附屬的『省政府』，部分開放給台灣人參與。
我生活的城中，也發生一樣的荒謬神話，國民黨特務，主張他們代表新聞專業，這個神話，使他們可以維持多重機構，一是所謂的『學界』，所有考核、學習的有效實質的權力，都集中於特務系統；另一個是『官界』，他們組織違憲機構或基金會組織，獎勵或懲罰不符合獨裁者利益的人才。
最後是附屬的『產業界』，部分開放給台灣人參與，但是因為整個管理系統仍舊來自黨化教育成功的人，他們的知識不足，看不懂獨立思考的文章，造成有實力的專業人才被抹黑成無能之輩，整個輿論由具備國民黨特務思想的人主導，這讓『公民投票』之類的議題，永遠無法成為頭版頭條或社論焦點，他們稱之為言論自由，這真是一個巨大的騙局。」
彭明敏：「在許多國家裡，有很多無助的群眾，他們甚至還不知道自己受著經濟和政治的剝削。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觀察力、有思考力、有表達力的優異份子，便有責任使群眾覺醒，使他們了解其權利所在，鼓勵他們行使這個權利，要求改進。」
我說：「就如您曾說過的，國民黨對外宣傳這個『中央政府』是一『憲政民主』，具有選舉參與的『立法院』，但是『立法委員』大都是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大陸依舞弊選舉中選出的；憲法所規定的四年一次的選舉已經中止。裨使逃難來台的大陸籍委員，無限期把持席位。
特務們所說的新聞專業團隊，不論是產官學界，都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依據送禮、人情、與性滿足挑選出來的。新聞與傳播教科書所要求的報導真實、維護憲法與人民權利，充實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與化學等各類知識的要求，早就被那些特務所廢止，因為這會戳破新聞專業的神話。
目前新聞研究所入學考核標準與各大媒體任用標準，都是為了讓既得利益者，可以無限期地把持輿論的權柄；新聞學考試，基本上就是另一種三民主義考試，那些教授與媒體主管根本無法寫一篇有國際水準的論文，從未在國際一流媒體擔任主管，沒有辦法寫國際通用的教科書，他們對自己的無能非常清楚，因此全力斷絕有潛力的人的經濟後盾，故意壓低我們的社會地位，用各種技術關卡，阻礙我們到研究所進修，他們要當萬年無冕王」
彭明敏說：「獨裁者，總是會製造各種藉口來達成，目的。曾經國民黨政府控制金門、馬祖，並展示『軍事行動』，使得政府能夠藉口『戰爭狀態』和『國家緊急』維持戒嚴，停止憲法所保障的各種民權。這樣故意永久持續『緊急狀態』，目的在阻止台灣人民，在正常民主憲政中的參政，民智因而閉塞，方便獨裁者的統治」
我說：「你指出，把持統治權的少數大陸人士，為這種「政治歧視」辯解說，『台灣人是落後的，受過日本數十年的統治所污染，所以准許分享各階層的代表權之前，須要長期的『政治訓導』。
在我的城裡，媒體統治權，也是把持在政大或黨政關係良好的人手上，他們辯解說，我們專業能力不足，沒有拿到國外的博士學位，需要長期受他們的訓練，實際上，他們的外語、閩南語、客語能力比我們差，連四書跟三民主義都沒辦法翻譯清楚，美國時代雜誌跟傳播學原文教科書對他們來說，更是迷霧森林。
提到亞當史密斯、馬克思和胡適，這些人究竟主張什麼﹖ 他們都是道聽塗說，在我過去的經驗，只要我稍微報導真實、遵循理論或主持社會正義，他們就說我有偏見、不專業。
他們當中，有一位主張『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的經濟學家，他從不教城內的人遵守經濟學，倒是常常逼我們作假民調，他曾經要我們做一個預先規定好結果的調查，名稱是「外商都反對陳水扁總統」，他連外商的意見都『規定』了，外商不願意按照他的規定回答，他就對我們大發脾氣，開始進行一大堆在職訓練。
我想那些獨裁者，不僅認為國庫是黨庫的一部分，學生是老師的一部分，員工是老闆的一部分，外商是雜誌的一部分，總統是特務文宣品的一部分，經濟學本身也只是經濟學家私慾的一部分，更別說新聞專業，只是特務延續白色恐怖工作的一部分了！？
彭明敏說：「我認為，在獨裁統治下，真正的反對黨，不准存在，國民黨不敢面對一個真正的反對黨可能的挑戰﹗」
我說：「獨裁者不會喜歡法蘭克福學派的主張：為了讓社會變得公平，利益分配合理，知識份子，要對特權無止盡地監督跟批判，」
彭明敏笑說：「你會被他們說成共產黨，」
我無奈地說：「我已經被國民黨黨工說成聯共份子了。」
蔣介石向群眾招手
蠢事，總是不會絕跡的，假如人們能不光為自己著想，就會明白這意思。自私自利的人沒辦法停止做蠢事，城裡的人有時發現自己做了蠢事，犯下殺雞取卵或說到做不到這類的錯誤，可是，因為自私的心態，人們並沒有用理智去責備自己，反倒是趕緊找個愚蠢的藉口，來讓自己舒服，同時讓那個蠢事的災禍擴大。
本來民主化是好事，可是人們不願意承認過去的人生是被獨裁者欺騙，不承認自己曾經「認賊作父」，那些當過特務線民或與國民黨政權共生的人，也不願意面對過去判斷人的標準是錯的，於是，有一段時間，他們變本加厲地為反對而反對，他們雖然因為不再握有軍隊的而無法增強破壞力，但獨裁程度卻不亞於蔣介石。
我的祖母與母親一個月內接連去世，老闆卻說他無法准喪假，孝心不准表達，連哀痛都不准，還不准休息，因為生病離職，他們還警告，不准去別人那裡工作，這還只是城內巷弄的一件小事而已。
有些瘟疫患者突然就殺害自己的親人，有些瘟疫患者突然把學生毆打成殘，有些瘟疫患者不顧汙染後果拚命賺錢，有些瘟疫患者對威脅將用飛彈攻擊我們的敵國崇拜不已。貴族失去權勢的痛苦，讓許多人情緒惡劣，這是種慢性瘟疫。假如瘟疫蔓延，道德觀念，也會逐漸淡薄。
更不幸的是，城裡的人習慣在口頭上，以不同的方法將此世界區分起來，例如藍的或綠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上流階級與下層社會，男人或女人，統派或獨派，政大幫或非政大幫。
這些都是一些荒誕的想像，好像站對邊，就可以對社會產生具體的貢獻，完全忽略台灣主體意識，需要經營，民主法治有待深化、必須討國民黨不正義資產，以建構公平的政黨競爭環境。
天災，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認為它不是現實，而是一場即將消失的惡夢。許多人認為國民黨統治帶來的種種不幸，會自然消失？ 只要有一個政黨輪替的猛藥，被弱化的文教體系會自然復甦？充滿人情包袱的公務員，會自然變得有行政效率？
沒實力只會搞人際的大學教授會停止求官的慾望，轉而提出有水準的國際論文？ 國民黨員分贓的不正義資產會拿去做善事？為升官而申請入國民黨藉的法官會突然學會公正判案？國民黨會花錢聘請博士，給予他們優厚的待遇，來繼續維護它們的既得利益。
至於媒體，只要他們嘴上願意說挺誰，時間夠久，就自然變得懂所有的傳播理論？ 不會再放假消息或扯後腿？ 而且連憲法跟經濟學也會如天降神恩般學會？
然而國民黨黑道集團的瘟疫，遍佈台灣各行各業，惡夢並不一定消失，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無法面對現實的人，因為他們不會採取必要的措施，讓自己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進化論。
那位經濟學家最信任的總編輯告訴我，人要發展不須要讀經濟學，她自己就不是靠讀懂新聞學與經濟學而得到賞識，他們仍舊盲目地相信，獨裁者恩賜的經驗，人際關係更勝知識修養？
在災難充斥的世界，只有正直、可以拿出解決之道的人，才能活得下去；其次是奉公守法、堅守崗位的人。而充滿熱情的英雄烈士，欠缺正確、長期的奮鬥理想，他的生命，只是一團火花。至於，趁火打劫、逃避現實、自私自利、渾渾噩噩的人，消失於世界只是，遲早。
彭明敏、孫中山都生活在災難充斥的世界，他們都正直，都在思考解決之道，我生活的那座城，也是災難充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太過熱情，而欠缺正確長期的奮鬥理想，這樣的思緒讓我的注意力射向天際的一場歷史對話，彷彿，彭明敏與孫中山就在我的眼前。
西門町紅樓
彭明敏：「蔣介石的黨羽，所追求的政策是要摧毀台灣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以消滅反對勢力。一九四七年當各地領導者，起而反抗國民黨統治十八個月來的壓制和剝削時，二萬名以上的台灣菁英被屠殺了。隨著一九五○年，又推行『土地改革』，卻使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窮困」。
孫中山：「我們現在要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好比要收回賣身契約，是要中國同外國成一個平等的地位」
彭明敏：「站在四海一家的立場，我們完全贊成孫先生的意見，同樣地，我們台灣也是一樣，我們破除國民黨片面規定的賣身契約，世界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和一個台灣。」
這其實沒有什麼矛盾衝突，只是城裡的人已經習慣於不去思考。
我說：「拼命挑戰自己的無知，才能認清自己的界限。無知的瘟疫，是美國、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與許多台灣人無知的共業，人不認清自己的無知，不坦誠面對，就會被無知囚禁。黑死病之城的人，最先需要體會的是這一點。」
彭明敏說：「台灣，反攻大陸絕不可能，台灣人民也無意侵略鄰國，蔣介石統治時期，國民黨一邊大言不慚說自己『民主自由』，一邊卻任意蹂躪人權，壟斷政權，利用秘密警察，強行獨裁，消耗了百分之八十的國家預算在軍隊。除了台灣人以外，沒有人能代表台灣人發言；無人有權指令他們應該屬於何處或何人；沒有人有權要求他們接受某一外來勢力的解放，因為真正的解放只能來自有關人民本身。」
孫中山：「我雖然對國民黨員說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同時我也強調，中國強盛起來，如果要去滅人的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便是重蹈覆輒，我們要濟弱扶傾，才是我們民族的天職。」
我說：「孫先生，你真的預測到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情況了，他專門欺負世界弱小國家；也看出蔣介石政權在台灣造成禍患的主因，他們沒有恢復台灣人的地位，也不負責任地拿台灣人民的前途，去滿足自己的統一幻想」。
孫中山：「中國如果要強盛起來，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負擔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對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
彭明敏：「希望一向尊重孫中山先生的中國，也能照您的意思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台灣也想為這個世界盡一個大責任。」
我說：「台灣繼承上一段腐敗的歷史，就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獨裁作為，生活在其中的我也沾染許多惡質的文化。這幾年，我先從自我否定開始，否定依賴別人的想法與盲目的崇拜，讀經典，重新思考人生的信仰是什麼，恢復造就生與死之尊嚴的東西。我確實發現，歷史文明之所以有希望，是因為每一代人都以改造世界為己任，阻止世界分崩離析」。
紫藤廬
孫中山：「我相信博愛的道理，憲法第五條也明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我問：「我聽說，孫先生曾經說過，應該讓韓國與台灣獨立，您是否認為西藏、新疆也應該獨立？」
孫中山：「按照美國的獨立宣言，人類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人類不可剝奪之權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權。為了保障這些利益，政府，必須由人民制定，政府正當權力須來自人民的同意，任何政府若違背這些目標，人民有權將它改變或廢除。我是以這個精神來制定憲法，中國應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西藏人民應該也有追求獨立自主的權利。」
我說：「但是目前台灣的國民黨認為，台灣人無權決定憲法、入聯的名稱，他們提高公民投票的門檻，造成人民無法行使權利，」
彭明敏說：「蔣介石政權所造就的中華民國政府，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它於一九四七年選舉二後年，即被驅逐出中國。佔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台灣人，在「中央」立法機關的代表只佔約百分之三。國民黨雖然在宣傳上宣揚，台灣人與大陸人合作，在實際上卻用各種手段分化新台灣人彼此，避免推翻其獨裁政權。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分化派系，使得人民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權受侵害」。
我說：「為保障自己的基本權利，台灣人，希望公民投票決定，是否以「台灣」的名義重返聯合國，制定一部合身的台灣共和國憲法，然而，國民黨權貴子弟與中國共產黨卻大肆破壞孫中山先生的理想，也未能接受彭明敏教授所指出的現實」。
孫中山：「無論你們要正名或制定新憲法，必須要注意，台灣共和國家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再依據地方自治的精神，我是支持住民自決的，地方自治的精神是，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要避免中央集權。」
彭明敏：「台灣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嗎？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便獨立了。就人口而言，台灣在聯合國會員國間，排名第三十。我們必須放棄強權的幻想，面對現賣，建立一個小、但卻民主而繁榮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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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台灣的居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台灣人，他們的祖先是漢人，十三世紀開始移往台灣，一直繼續到一八九五年，日本人治台，切斷了與中國一切接觸。台灣住民幾世紀來所經歷的，是與中國人完全不同的經驗，其結果，他們產生並發展與中國人不同的性格和認同。」
我說：「但是中國，卻認為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不斷破壞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
孫中山：「中國的外交，應本於獨立自主的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
我說：「但是您的民族主義對台灣來說，造成一些觀念上的麻煩，您認為民族可以由黃色血統定義，也可以因為謀生方法不同來決定，或者用語言、宗教、風俗，但總之最後都得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造成一個國家，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就解釋為台灣是黃皮膚的中華民族。」
孫中山：「但我也說，國家三要素是領土、人民與主權。目前台灣有效管理的領土是台灣澎湖金門馬祖，而台灣人民自己也認同並非中國人，同時你們也早已行使主權民選總統了，不是嗎？」
彭明敏：「我知道中國人不易瞭解現代國家的建立不是以種族、文化、語言或宗教等，做為基礎，而是以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的信念，做為根基。在近代歷史上，有許多例子，相同種族、文化、語言、宗教背景的人們，卻分別成立不同的國家，因為他們缺乏上述共同命運、共同利益的信念；相反地，也有許多例子，種族、文化、語言、宗教背景不同的人們，則構成單一國家，因為他們具有共同命運、共同利益的信念。」
孫中山：「什麼是民族主義呢？就是中國和外國平等的主義，要中國和英國、法國、美國那些強盛國家都是一律平等的主義。世界要大同，中國與台灣應該，彼此尊重。」
我問：「那麼我們是否可以依此要求中國讓台灣與中國、英國、法國、美國一律平等呢？」
彭明敏：「中國必須接受一個原則，即一群住民，在某種地理和歷史條件之下，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構成一獨立的政治實體，不管他們的種族、文化、語言、宗教的背景如何。
中國人必須捐棄那種陳腐封建的成見，認為任何漢人後裔，不論在歷史上和地理上與中國多麼隔閡，都應屬中國統治。有些中國人，為自己方便，歸化為另一國家公民，如美國公民，並不是對中國的叛逆，同樣道理，一群漢人後裔，基於歷史和政治現實，表示正當願望，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建立自己的國家，也不應當做叛逆。
中國人應該瞭解，一個人可以為漢族和文化遺產，感覺自傲，但同時仍希望在政治和法律上，與中國脫離關係，就如同艾森豪將軍，驕傲自己是德國人後裔，但這並不阻止他領導盟軍，攻打德國，顯赫永代。」彭明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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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我提出民族主義，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國各地內戰的問題，台灣當時已經屬於日本的領土了。而且，我主要的目的也是為了鼓舞大眾恢復務實的精神價值，提醒他們民族精神第一個條件，是要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去奮鬥。」
我說：「現在台灣的情況是，如果我們沒辦法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自己可以制定憲法，也是處在極危險的地位，因此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公民投票，為解決這個問題奮鬥。」
彭明敏：「從國際法的觀點來說，自從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後，直到現在，並沒有任何條約或其他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將台灣重新劃歸中國。
一九四一年大西洋憲章明白規定『任何領域變更，不得違背有關人民自由表達的願望』；聯合國憲章第一條規定『權利平等和人民自決的原則』，應為國際關係指導原則之一。
聯合國憲章第一0三條又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衝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台灣只能說已由日本剝離，但並未隸屬於任何國家，台灣的國際地位，一直未曾確定，這點美國也承認了。」彭明敏說。
我說：「我記得彭教授說過，如果揚棄一切『虛構』和『神話』，認真尋求台灣問題的真正解決，有一些基本要點，必須考慮到：
第一、就美國而言，如果他認為可以永久維持軍事基地在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
第二、就中國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併吞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
第三、就國民黨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永遠在永遠在台灣實行集權統治，那是愚不可及的；
第四、就台灣居民而言，因為台灣的政治地理關係，如果他們以為可在與中國處於敵對狀態之下生存下去，那是不切實際而且愚昧的；
第五、對於台灣人民來說，要無視於他們獨特的歷史以及及所產生的民族特性和認同，並否認他們自治和由本身來決定自己命運的願望，是極不公平的。」
孫中山：「民權，是只有國民才能享之，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與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均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我說：「那你的意思，像蔣介石那種軍閥所組的國民黨，它根本不應該享有民權，應該解散。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戒嚴，軍事獨裁統治四十年，妨礙台灣人民享有自由民主的權利，而且國庫通黨庫，你看怎麼辦比較好？」
孫中山：「依據盧梭的意思，應該推翻這個政權。民權主義，要打破政治上不平等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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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很顯然國民黨目前仍然有，數百億的資產炒作股票，在台灣實行不公平的政黨政治。」
孫中山：「這個政黨應該要驅逐、討伐、消滅。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人民謀福利，各政黨不可用不正當的行為來獲取利益。」
彭明敏：「蔣介石在台灣的經濟政策不合理，它只是想支持龐大的軍事開支，而不是要發展適合台灣資源和人力的健全農工生活。農民因人為的價格制度，負擔過重，農產主要是以餵養軍隊為目的，不是要供給有生產力的勞工。
真正的稅制改革必須以削減軍費為前提。社會的不穩日趨尖銳，因為少數與國民黨合作者變得富有，而多數的農工卻極貧困，又要負起苛稅的負擔。」
孫中山：「民生主義要發達國家資本，要有國營企業、擴大公共投資。節制私人資本，也就是避免壟斷，合理地累進收稅，保護勞工，保護消費者。平均地權方面，地價由人民自訂，但是政府收稅；實行自由經濟。」
我說：「國家發展，要避免經濟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上；百姓可以在公平的制度下自由競爭，同時我們要借助外資，來發展國內的重大建設、科技及教育。
經濟學第一重點: 合理的分配，包含公平的稅制、法律、教育、救助，這是凱因斯的想法。其次，亞當史密斯主張的自由競爭，包含減少公營、獨佔、壟斷，增加國際化、標準化。
再者，梭羅的知識計畫，包含重點研發專利、多元藝術文化、提高國民教育等。最後才是馬克思與哈伯馬斯的共榮共享，包含完善的公共工程、大眾運輸系統、水利建設等。」我說。
有一段時間，孫中山與彭明敏都沒有再說話，我以為自己說錯了，但他們似乎在沉思，他們不像城裡的多數人，狂熱又漫不經心的生活態度，說明人們在那裡感到厭煩，並同時又極力使自己習慣成自然。不管這個世界醜陋與否，孫中山、彭明敏的人性光輝不曾黯淡。但是我呢？我該細心觀察思考，世人是如何生、老、病、死。
短暫的沈默之後，孫中山終於開口：「我想現在的中國如果能聽懂你的意思，他就會了解承認並尊重自由台灣，比強迫併吞台灣，獲利較多。」
我說：「有一點始終是真實的，就是任何事情，總有值得啟發的東西。無知與奴性的瘟疫帶來貧窮、病痛、孤寂，也從大家身上帶走了愛情，甚至友誼，因為『愛情』總得有一些未來的涵義，縱使如此，瘟疫還是教會我一件事，永不對命運低頭。」
城內的人最近要投票選新的政治領袖來解決黑死病的問題，有趣的是，最好的政治領袖候選人，都是曾被瘟疫深深傷害過，但卻想盡辦法奮鬥活下來的人，這好像是說，既然自然規律，規定最終是「死亡」，上帝也許寧願人們不要相信祂，要去盡力與死亡做鬥爭，而不要盲目的禱告，盲目地崇拜偶像，盲目地看名模裸體，盲目地吃，盲目地只管自己的事。
我也曾是神話的盲從者與神話的製造者，神話的產生，是基於人的劣根性，「無法面對現實」。在那一段認不清楚現實的日子裡，我所做、所說的都是虛幻的「神話」，我的名字、我的言行、我的朋友與我的家人，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一點好心和一點可笑的理想，就能使「真理」恢復其本來面目，雖然堅持某些理想，會帶來殘酷的現實，譬如失去工作與朋友，殘酷的現實，同時又帶來理智。理智，趨走了荒誕的想像，幫助人認清現實，採取適當措施，解除瘟疫。
我認為，搶救眾生的性命，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失敗。然而，勇者，必須堅持到底。我可能無法如孫中山或彭明敏，醫治城內所有病人，但我至少要盡到紀錄者的本分，將城中真實發生過的一切現象與思維，向這時代的智者報告。
威脅著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獨裁、奴性、慾望、虛偽、無知、抹黑、神話、情色，能沉睡在行政、司法、立法、文教體系、傳播體系甚至中國、美國人心理幾十年，它能在街道名稱、行政流程、司法判決、不完整的法案、結黨營私、教育者意識形態、傳播產物、與家庭間耐心地潛伏守候。在人性與社會遭難的時候，瘟神會再動發動它的鼠群攻擊，那時，我和城裡的朋友們將會再一次，鼓起勇氣面對，人性的考驗。
圖片來源：中興新村隨走、70年代的台北西門町、波麗露西餐廳、莎拉的諾麗部落、劉三旅遊日記、MiniQQ、RDEMS熱點快線、美國中文網、中正公民會館、台大校史館、愛是永不止息、品讀社、51資訊老照片、新紀元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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