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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no Concerto No. 21 K467 - 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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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2-12-26一.旺報 王百祿】1988年，也就是民國77年元月13日這一天，蔣經國去世，報社指派時為資深科技記者的筆者去採訪李國鼎，談他跟小蔣總統相處數十年的種種經過。
那天在經國先生過世的第一時間，我獨享了KT跟小蔣相處數十年的內幕及感受，前後共談了三個多小時，聽到的內容嚇我一跳，原來老先生跟經國先生的過節如此複雜。
回顧李國鼎為台灣財經科技領域貢獻的40年官場生涯當中，有個人跟他關係密切，既是同儕也是上司，後來，還擔任他的直屬上司共14年之久。兩個人跨部會合作共事也有二十幾年，中間及後半階段兩人有好幾次的衝突，最戲劇性的一次衝突，KT甚至於辭去財政部長不幹，這在蔣家當政白色恐怖的時代，幾乎是台灣官場中人非常罕見的一個例子，這個人就是蔣經國。
蔣經國未進入內閣閣員以前，他的頭銜是「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的主任委員，1964年他開始進入內閣當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升任部長；這一年也是李國鼎因八七水災總指揮表現極為出色，被老蔣總統介石提拔當經濟部長的第一年，所以兩個人同年擔任部長，開始參加每周一次的行政院會，成為同儕的開始。
然而，在美援會經合會時代兩人因職務的不同，為爭取美援基金與經費，其時就已有相當長的接觸與磨擦。可想而知，以KT就事論事積極解決問題的個性，由於他當部長之前，除了擁有6年工程及造船的企業管理實務經歷外，因跟著尹仲容的關係，還累積了12年的財經工業規畫、執行經驗，使得他對於國府所有財經產業政策面與實行面，極為熟悉，因此在老蔣總統主持的財經擴大會談或陳誠、嚴家淦當行政院長時的內閣例會中，他都能分析入理、侃侃而談，會議中只要參與討論，言之有物是必然的能力與顯現。
反觀蔣經國從國防部副部長、部長到行政院副院長的8年當中，都是從頭學起，在這之前，他的工作都是屬於不能公開討論的情報保安任務，內閣會議中，這類議題比較放不上檯面。
對於行政會議同儕財經官員們，每每以自由經濟市場發表看法、各種表現條理有據，蔣部長很少主動提出見解加入討論，更關鍵的是，他年輕時被老蔣總統送到蘇聯，去學習蘇共的體制與運作，長期被蘇聯灌輸計畫經濟及物價管制思想，想法根深蒂固，與行政院財經同儕們，來自西方自由主義經濟觀念格格不入。形成他掌握全國行政大權之前，對嚴家淦、尹仲容、楊繼曾、李國鼎等財經同儕們因物價處理態度之不同。
1973年秋天石油危機，導致台灣當年經濟成長率從兩位數的11.9％掉到0.6％，是國府遷台以來，首次經濟成長率掉到個位數，甚至近零的嚴重水準，物價受到嚴重波及也蠢蠢欲動，時為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為了實踐年前向社會大眾宣示不調整民生物資價格的承諾，因此，裁示經濟部對數十種民生用品採取限價的人為干預作法。
此跟經濟部長孫運璿、財政部長李國鼎等技術官僚，主張放任由市場自由浮動決定的自由經濟機制理念差異很大，在當年6月中旬的行政院會：「蔣經國對於經濟部長孫運璿與財政部長李國鼎兩人，不肯直接對民生物價議題負責，發了他擔任閣揆以來最大的脾氣，痛罵『官僚的作為實在太可惡了』。」
一直到1974年，在他領導下的行政內閣對物價處理荒腔走板，導致當年物價波動高達47%！政府公信力頓失，這事件之後，蔣經國才終於覺悟，並在日記中檢討：「對於物價問題的看法，實在太幼稚了，亦看得太容易了。」自此，才漸漸尊重這些財經專業技術閣員的建議。
蔣經國掌政時最大的政策就是「十大建設」，是一項成功的建設，是讓台灣步入現代化國家具體而微的重要政策。可是推動初期，五年需要50億美金的龐大經費，要從何來？他在日記中寫下：「經費雖大，但如作分類和分期處理，必可得到適當之解決。」可見對外宣布這十項重大建設之初，整體經費與預算，並未經過財經部會精密的籌設與規畫。
基於前述蔣經國對財經同僚多年下來的成見與自負，他沒跟負責財政收入稅負的財政部長李國鼎商量，「部裡上下，竟然一無所知」。KT跟筆者說，十大建設牽涉龐大的經費預算，事前都沒跟籌劃全國財政收支的財政部長（指李國鼎）商量，後來缺建設經費，還要KT飛到沙烏地阿拉伯去跟費瑟國王借錢，蓋中沙大橋。
蔣經國那幾年，也漸漸明白財經收入支出事先規劃籌措實際面的必要性。在他的日記亦透露：「與各部會首長越談越多，亦越談越嚴重。」甚至於覺得：「對於政府所遭遇到的困難和意圖，連官員都不了解和諒解，則何求於民眾？」這裡頭講的官員之一，當然隱含KT。
問題是，李國鼎官場一生中從不畏困難，碰到問題都會想辦法解決，個性決不退縮，從尹仲容到嚴家淦，甚至於老蔣總統都對他的勇於任事，劍及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印象深刻並重用他，這位在老爸時期培養的大將，到了兒子蔣院長大權在握的時期，KT怎麼會給小蔣這樣的印象？
甚至於在蔣經國的日記中出現：「政治慾望過強」、「驕傲而不能與人合作」、「個性偏激衝動，且喜功好名，甚難共處」、「本位主義太重」等對李國鼎評語的主觀情緒。其實說穿了，存在於蔣李兩人之間的芥蒂，就是小蔣執政時的前半段，不能跟他老爸一樣對李國鼎充分的尊重與信任。
如果蔣經國能尊重KT的專業能力，以「禮賢下士」的精神對待，並信任授權李國鼎全力而為，那麼以KT的智慧與經驗，一定會幫他把十大建設所需的經費籌劃得宜，並且赴湯蹈火般的遠赴國內外去洽談財源。只因為缺乏這樣的尊重與互信，最後兩人激烈磨擦，甚至導致李國鼎的棄官而去。
話說1970年代，財政部長職責之一是管制物價，李國鼎擔當部長的第七年，也就是1976年秋天，財政部調漲民生用鹽價格，因事前未向行政院報備，向來對民生物價波動極為敏感的蔣經國，聞後大發雷霆，逕行發布命令，財政部從次長以下到糧鹽司長皆遭免職，李國鼎前往行政院找蔣理論，兩人發生嚴重爭吵，李怒氣沖沖的離開蔣的辦公室，同時提出辭呈，蔣亦氣憤難抑，將手上的公文夾往桌上一擲稱：「財政部長不是李國鼎一個人能做，別人也能做啊！」
分析起來，蔣經國不按制度常理先找李國鼎談，聽聽財政部長主其事者的說法，卻斷然作這樣的處分，歸納緣由還是兩人長期的心結與成見。當然，這件事，還牽涉個人私人因素，某人在蔣經國旁邊咬耳朵，造成兩者此事的激烈磨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蔣經國的一生都是偏好由政府主導，保守暨保護觀念濃厚的「計畫經濟思維」，這與嚴家淦、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財經決策官僚「自由經濟」、「開放市場觀念」常常發生嚴重的矛盾或衝突。
1976年台灣出口額單月創下八億美元，中央銀行外匯存底總額高達28億美元時，他在日記上仍然記著：「所謂自由經濟乃是『不聽話』的經濟，所以政府務必注意到計畫指導，這是需要智慧和高度的責任感。」
可是，上天厚待台灣，李國鼎辭去財政部長後，被蔣經國依例聘為政務委員，經過了六個多月的沉澱，蔣在這件事後，也有反省，並聽從旁邊大老的意見，認為李國鼎心臟開刀後復原順利，還可為國家效力，因此建議蔣再重用他。
經過1973年第二次石油危機造成物價強烈波動，更是讓蔣經國了解，財經問題畢竟有其寬闊、複雜的考量，不能用1940年代處理物價的有限經驗去干預，尤其科技更是不同領域，蔣經國自稱是「科盲」 因此，1976年12月蔣經國決定請李國鼎來推動科技，並給了「尚方寶劍」讓KT兼「行政院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召集人這頂帽子。
並且，因面臨國家多項困境，包括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5老蔣總統過世等，小蔣一改多年的偏見，充分信任並完全放手讓孫運璿與李國鼎的「科技內閣」去推動科技。自此，李國鼎以67歲高齡，長達12年時間，投入科技研發這塊沙漠，帶動了台灣科技產業從無到有的一片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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