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4日 星期一

林書豪取得中華民國護照,需要當兵嗎?

Sarasate - Encore from Gypsy Airs · Eva León, violin · Sohm · L´Escala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ntGGHZoKo

【摘要2020.8.22.自由 法操司想傳媒】根據新聞報導,前NBA球星林書豪與弟弟林書緯已經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但是由於他並未放棄美國國籍,所以目前屬於雙重國籍身分。他需要服兵役嗎?能不能代表台灣打國際賽呢?一起來看看法操的分析吧!

為什麼可以有雙重國籍?依照目前我國的國籍法,雖然要求「歸化」為我國人民的外國人需要拋棄原始國籍,但是並沒有要求「原始取得」我國籍及外國籍的國民應該要選擇一種國籍。所謂的「原始取得」就是依國籍法第2條的規定,當小孩出生的時候就會自動取得我國國籍的狀態。

所以在「原始取得」雙重國籍的情況下(如父母是台灣人但出生在美國而同時取得中華民國及美國籍),只要另一個國籍沒有強制選擇國籍的規定,就可以維持雙重國籍身分。

國籍法第 2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

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三、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

四、歸化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於本法修正公布時之未成年人,亦適用之。

由於林書豪的父母都有中華民國國籍,所以其實在法律上豪哥出生時就算是我國的「無戶籍國民」,可以受到我國的外交保護並領取中華民國護照,但入出境許可、居留證、身分證等則需要再另外申請。

豪哥需要當兵嗎?討論到入籍,大家不免關心林書豪究竟需不需要盡服兵役的義務呢?依照兵役法的規定,1836歲的男性都有服兵役的義務,而林書豪現在將滿32歲,屬於「役齡男子」。

兵役法第 3

男子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役,至屆滿三十六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役,稱為役齡男子。但軍官、士官、志願士兵除役年齡,不在此限。男子年滿十五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十八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稱為接近役齡男子。

但是因為他目前屬於「無戶籍國民」,無戶籍且具僑民身分的役齡男子需要先設籍滿一年才會有徵兵的問題,而究竟是否屬於僑民則還需要僑委會的認定。總而言之,只要林書豪沒設戶籍就還不需要考慮當兵的問題。

有望代表台灣參加國際賽!?既然擁有我國國籍,那是否就代表著以後有機會看到林書豪披著國家隊的戰袍出賽呢?答案是有可能的!畢竟豪哥現在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只要他有意願當然就可以代表國家出賽。

不過依照國際籃球總會(FIBA)的規定,就算球員擁有除出生的以外的第二個國籍,仍然需要在16歲之前取得那一個國家的護照,否則就只能以「歸化球員」的身分參賽。由於林書豪在年滿16歲之後才取得我國護照,雖然在國籍法上是「原始取得」國籍,但於國際籃球規則中還是只能算「歸化球員」,在國際賽一隊只能使用一個歸化球員的規則下,林書豪的加入也會對其他「洋助人」產生排擠效應。

起源於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的主權宣示政策,讓國籍法對於「無戶籍國民」的定義相當寬鬆,而且也沒有強制雙重國籍的人必須選擇國籍的規定,導致大家早已對雙重國籍的身分見怪不怪,這樣的立法方式究竟會不會對國家根本造成影響呢?或許也有進行檢討的必要了。

2020年8月13日 星期四

緬懷李前總統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 The Danish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Li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uOArEfqGo

【摘要2020.8.10.自由 吳茂昆】李登輝前總統日前辭世。想起六年多前,我任東華大學校長時,曾邀請李前總統赴東華大學「東華卓越領袖演講系列講座」發表演說。當時他已高齡九十多,仍然精神奕奕站在台上,以「領導能力的修練」為題,為東華同仁及學生們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演講,如今回想起來,仍令人欽佩不已。

同時,也讓我憶起三十二年前初次與李前總統會面的情景。李前總統有固定閱讀日本媒體報導的習慣。自1987年三月以後,高溫超導研究成為日本媒體經常報導的議題,而我的名字多次出現在日媒版面上,使得李前總統知道我這個來自台灣東部的年輕人,在高溫超導研究方面的突破和貢獻。

1988年五月下旬,我從紐約(當時我是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物理系教授)趕回台灣奔父喪。李前總統從張建邦校長(當時為台北市議會議長)口中得知我人在台灣,隨即透過張校長的安排,希望我能到總統府與他會面。與李前總統的會面,原本只排定了半個小時,但由於李前總統的豐富學養及寬廣視野,使我們愉快地交談了將近兩個鐘頭。

令人意外的是,李前總統以農經學者的背景,竟然能夠對超導現象及理論侃侃而談;他完全理解電子配對(所謂的庫柏對Cooper Pairs)及BCS理論(Bardeen-Cooper-Schrieffer合作提出的超導機制)在材料形成超導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當然,他對高溫超導發展的現況更是瞭如指掌。他與我交談,主要是希望進一步了解我們是根據什麼樣的想法,而成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與突破。透過意見交流,我認識到李前總統的閱讀不僅止於消息報導,還深入了解報導內容的學理細節。這個認知對我後續的研究學習,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交談即將結束前,李前總統問我台灣是否應該投入超導的研究?我的回應是:這是一個涵蓋基礎學術與應用科技的領域,台灣對低溫現象的研究在當時尚處於萌芽階段,是很好的時機由政府帶頭投入,如此對台灣在材料科學的整體發展,包括當時已經起步的半導體產業,至少在人才的培育方面,會有很好的貢獻。李前總統緊接著問我:「初期需要多少投資?新台幣十億夠嗎?」我個人深信,這正是台灣自1989年以來,在材料科學領域方面大幅發展的開端。

我原本已準備兩天後搭機離台。不料,李前總統突然問我何時返美?問我可否多留幾天?要我在下週一的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上演講。我對國父紀念月會並不了解,只知道是政府各院、部會首長參與的會議。當時我年輕,很直率地回說,我是從事科學研究的,在月會上能說些什麼呢?沒想到李前總統答道:「你看,超導體是1911年首次被發現的,之後超導體的溫度從絕對溫度四度慢慢增高,經過四分之三個世紀,只提升到絕對溫度23度。

到了1987年,由於你們的發現,量子躍遷式的快速提高到超過絕對溫度90度,突破了用液態氮冷卻的障礙。另一方面,中華民國也在1911年由孫中山先生創建,但直到今天,還沒有達成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主、民有、民享的理想。你的演講只要著重在你們如何達成突破、超越障礙,告訴在座聽講的許多老先生們,時代在改變,我們也要有如超導體般突破變化,台灣才會進步。」

聽了他的話,我不得不佩服他將科學研究突破與推動民主制度劃上等號的思維。我當然答應留下來,於是利用那個週末,快速擬定了講稿,在週一早上,成為第一位非官方的科學家在國父紀念月會上演說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演講時,我特意將李前總統提到推動民主化的概念,巧妙隱約地表達出來。唸到該段文字時,我觀察了在場的官員,多數人沒什麼反應,只有蔣緯國先生露出了微笑;演講完後,他還特意上前來與我招呼,令人印象深刻。

演講後隔天,我就飛回了紐約。幾個月後,有一天我剛回到家,就接到時任清華大學校長劉兆玄先生的電話,希望我考慮回國服務。隔了兩個月,當時的國科會主任委員夏漢民先生到紐約訪問宣慰僑胞,約了與我見面,也希望我回台灣服務。

於是新年過後,我開始與幾位志同道合、在美國從事超導體研究且年紀相當的朋友,包括齊正中(IBM Watson Lab)、洪銘輝、郭瑞年、陳正弦(Bell Lab),李定國(Virginia Polytech)、黃昭淵(Los Alamos National Lab),以及幾位較年輕、甫獲學位不久的唐宏怡、黃瑜等人聯繫,大家都有共同的信念,決議可以組成團隊一起回國,由我打先鋒,回國推動建立研究架構。

於是,開始了與國科會的密切往來與規劃。當時負責連繫的是時任國科會自然處處長的黃鎮台教授。經由他的大力協助,我於1989年底回到台灣,在清華大學建立團隊,與國內的中研院、工研院、中科院、台大、師大、中山大學等研究團隊,共同推動高溫超導材料的研發。

事實上,還有幾位李先生對我決定回台灣有關鍵性的影響。首先,1987年我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後,第一位從國內寫信向我道賀的是李國鼎先生,信中提到希望有一天或許我可以回國服務。國鼎先生應是最早從事超導科學研究的華人。他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跟隨超導研究大師Prof. David Shoenberg,從事超導薄膜研究。可惜因為中、日戰爭爆發,提早歸國,無法完成他的研究工作,他常因此引以為憾。

在國外最早寫信向我道賀的是李遠哲前院長。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期間,李政道先生對我非常照顧。當年我是否應回台灣,問他的意見,他鼓勵我回國,同時建議我徵詢李遠哲院長。為此,我飛到舊金山,李院長與夫人接待我到他們在柏克萊的住家,他們的鼓勵及建議,促成了我回台灣的決定。

在清華工作期間,李前總統曾到清華來看我們的研發情況,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及支持。李國鼎先生也非常關心我們的發展,曾專程到清華來看我們。1992年,我在台北召開國際超導研討會,帶領國外來的科學家赴總統府與李前總統會面。李前總統非常高興,因為他讀日本報導時經常出現的幾位重要人物都來了。

李前總統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造就了我們今天在科學發展上的實力。以超導研究為例,我們在2008年有另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鐵硒超導體。雖然鐵硒並沒有在超導溫度上帶來新的突破,但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平台,探討高溫超導的機理。如今,鐵硒及相關材料已成為國際上材料科學研究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我們1987年發現的材料,其化學式是Y1Ba2Cu3O7,學界通常稱之為123;而2008年發現的鐵硒材料,其關鍵化學成份為Fe4Se5,簡稱為45。最後,我想說的是,李前總統除了是「啟動台灣民主制度」的推手之外,也是「推進台灣科技發展」的領航者。謹以此文表達對李前總統由衷的思念與感懷。

2020年8月10日 星期一

韓國的基督宗教

MUZIK精選《交響情人夢 のだめカンタービレ》古典音樂|莫札特、德布西、蕭邦、孟德爾頌 1 HOUR NODAME CANTABILE CLASSICAL MUSI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J0ApCjVI

【摘要20.8.9.自由 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在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中,韓國新興宗教「新天地教會」意外成為大家搶購口罩、衛生紙、消毒用品以外的熱門話題。

上次韓國出現類似的話題,是發生在2014世越號沉沒之後,當時謠言盛傳這個事件是世越號所屬的「清海鎮海運公司」會長、「邪教組織」救援派成員俞炳彥用活人獻祭的結果。這個當時甚囂塵上的「邪教獻祭」說,在俞炳彥連夜逃亡、並且非常戲劇性地被宣稱自殺身亡後,成為羅生門式的都市傳說。

俞氏家族涉嫌利用公司和救援派教會挪用公款、洗錢及逃稅,俞炳彥的女兒2014年在巴黎被捕,長子同年因貪汙被判處3年徒刑,次子俞赫基在美國隱匿多年,直到不久前的七月才被捕,韓國向美國提出引渡要求,這個神祕的教派似乎逐漸走向尾聲。

最近,武漢肺炎這場全球性的重大災難,讓另一個神祕的韓國新興宗教組織「新天地教會」浮上檯面。韓國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新興宗教,除了上述的救援派、新天地教會以外,較著名且有影響力的還有文鮮明創立的統一教(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統一教最矚目的活動,就是由文鮮明親自為信眾配對的國際集體配婚,想透過跨國和跨文化婚姻,帶來理想和平世界。

另一個著名的教派「攝理教」(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又名耶穌晨星教會Jesus Morning Star,縮寫JMS),是衍生自統一教的新興宗教,由鄭明析創立。其他還有一些相對規模較小的新興教派,基本上這些新興教派常被歸類為廣義的基督宗教一部分,但被一般「正統」的教會歸類為「異端」(韓語稱為「似亦非宗教」)。

去過韓國的人,都會驚訝於韓國教會數量之多,特別是在漆黑的深夜裡,一座座血紅色十字架矗立於高空,更讓人印象深刻。這次疫情爆發之後,基督教教會重新回到媒體及輿論的中心,備受注目。相信很多人有這樣的疑問:相較於其他東亞國家,為什麼感覺上韓國人對於宗教、特別是基督宗教特別狂熱?韓國人真的對宗教特別狂熱嗎?

根據韓國政府2018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超過一半的韓國人自認為沒有宗教信仰(56.06%)。與台灣的情況來做比較的話,根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七期》於2015年隨機訪問2034位民眾的抽樣調查報告顯示,台灣的宗教信仰人口比例如下:民間信仰35.5,佛教19.9%,道教16.6%,一貫道1.5%,天主教1.5%,基督新教4.5%,而自認為沒有宗教信仰的僅佔了19.9%。相較之下,台灣人有宗教信仰的比例還高過韓國許多。

雖說逾半數的韓國人自認為沒有宗教信仰,但是這裡必須特別說明的是,因為從朝鮮王朝至今,儒家(教)思想對於韓國社會影響深遠,知識份子強調「理性」而不「迷信」(子不語怪力亂神),許多受過教育的人常會宣稱自己是無宗教信仰者。在這裡「無宗教信仰者」指的是平時不會固定去教會或寺廟參加宗教儀式,但不代表不參與其他具有宗教性質的活動,像是去算命(觀相、四柱)、或是找巫師(韓語稱為「巫堂」)進行占卜或祈福儀式等。

如果去過首爾明洞、仁寺洞這些熱門觀光景點的話,對於路邊一座座帳篷裡的占卜算命攤應該並不陌生。即使平日宣稱自己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遇到生命裡的困境,像是參加各種考試屢考不過、求職失利、或是想遇到適合對象結婚卻遙遙無期的時候,許多人會去找這些占卜算命師,嘗試為自己迷惘的人生找到出路或指引。在這個脈絡下,這些宗教行為比較接近我們所說的「民間信仰」,也就是不常參加制度性的宗教儀式(像是教堂禮拜、或是寺廟誦經等),但仍偶爾會有宗教行為。

而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口中,規模最大的就是更正教,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基督教(45%)、其次是佛教(35%)、再來就是天主教(18%。而其他還有一些零星的小宗教教派,像是混合了佛教與基督教的圓佛教、或是狹義的儒教等。像新天地教會這類的新興教派,基本上是歸類在更正教(基督教)裡。

而根據統計,基督教也是目前韓國增長最快的宗教,佛教人口則有逐漸下滑的趨勢。基督教人口的快速成長,應該與新天地教會這類的新興宗教有關,但這類根基於基督教義出現的新興宗教,基本上不被傳統的基督教會所承認,因此而常被稱為是「異端」,或是俗稱的「邪教」(韓語稱為「似亦非」宗教)。

廣義的基督宗教(天主教加上基督教)占現今全韓國有宗教信仰人口的63%但基督宗教在韓國的萌芽與紮根,其實是經過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波折,甚至還曾經因此引發法國與朝鮮王朝的戰爭。基督宗教在16世紀末期開始進入朝鮮,經過許久的努力,仍無法廣被接受與普及,主要是受到當時信奉儒教思想的統治者與仕紳階級的反對。但許多國外宣教士們鍥而不捨地繼續宣教,有本土少數的仕紳逐漸接受了這個信仰,庶民信仰者也開始增加,因此驚動了統治階級。

朝鮮高宗在位時,由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攝政,1864年開始對朝鮮進行鎖國政策。興宣大院君本身是一個受儒學影響的人,朝中大臣也普遍對外國天主教士前來傳教大為反感。1866年,興宣大院君將天主教視為「邪教」,禁止天主教在朝鮮國內傳教,更捕捉殺害信奉天主教的官員與法國天主教傳教士。當時在朝鮮傳教的法國神父共有12名,其中9名遇害,更有許多朝鮮信徒被殺,這個歷史事件稱為「丙寅迫害」或「丙寅邪獄」。

這件事驚動了法國,1866年農曆8月,覬覦東亞資源已久的法國以此為藉口,派艦隊攻打江華島,而興宣大院君則命人攻擊法軍,結果法軍戰敗,稱為「丙寅洋擾」。從1866年開始延續至1872年、歷時長達六年的「丙寅邪獄」,過程中殉教的朝鮮教徒估計約有800010000人。

當時有個著名的屠殺地點,位於韓國首爾西邊麻浦區俯瞰漢江的古渡口山坡上,傳說在這裡處死天主教信徒約8000人。據說朝鮮王朝的官兵在這個高坡上砍下信徒的頭之後,直接把屍體推下坡,下面就是漢江,人們稱此地為「切頭山」(절두산),成為重要的天主教殉教聖地遺址1966年丙寅迫害100周年之際,在此興建了紀念館,毗鄰楊花津外國人聖教士墓園。

基督宗教19世紀在韓國的萌芽發展,真的可以用「拋頭顱灑熱血」來形容,許多信徒為了這個信仰奮不顧身,甚至因而殉道。對於少數改宗信仰天主教的仕紳階級來說,接受的是基督宗教的理論;但對於許多庶民來說,基督宗教則是帶來許多革命性的宣言與改變。朝鮮王朝遵從儒教,上下階級清楚劃分,對於出身庶民階級的人來說,永遠沒有翻身之日;男尊女卑文化的影響之下,女性更是完全沒有自己發展的空間。

而基督宗教帶來許多新的改變,宣稱在神面前不分上下階序,男女老幼人人平等這在當時上下階級森嚴、男尊女卑的社會來說簡直是讓人無可置信的事情,對處於受壓迫地位的庶民與女性來說,更是一個大好消息。

除此之外,基督宗教以直接的行動帶來社會的改變,像是設立現代化的大學、推廣現代教育等。韓國幾所著名的私立大學中,延世大學由北美長老教會創立於1885年,是韓國歷史最為悠久的大學之一;梨花女子大學由衛理公會於1886年創立,原名叫做梨花學堂,是韓國第一所女子大學。從此之後,即使出身非兩班階級的人及女性,都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除此之外,基督宗教也有許多其他的社會服務工作與影響力,像是推廣普及教育與支持出版等等。

歷經超過百年的歲月,韓國基督宗教有了更複雜的面貌,基督宗教與韓國社會的關聯性與影響,沒有辦法簡單地三言兩語說明清楚,日本殖民時期、韓戰與南北韓分裂、之後的獨裁統治時期、民主化運動階段直至今日,教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多元面貌,時而進步、時而保守。

然而確定的是,初代韓國教會的信徒們,是付出生命的代價來選擇這個信仰。現代韓國教會有很多世俗化、庸俗化、需要被批判的地方,但切頭山上真實發生過的故事,也讓我們看到基督信仰在韓國社會堅強與韌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