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3日 星期四

緬懷李前總統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 The Danish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Li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uOArEfqGo

【摘要2020.8.10.自由 吳茂昆】李登輝前總統日前辭世。想起六年多前,我任東華大學校長時,曾邀請李前總統赴東華大學「東華卓越領袖演講系列講座」發表演說。當時他已高齡九十多,仍然精神奕奕站在台上,以「領導能力的修練」為題,為東華同仁及學生們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演講,如今回想起來,仍令人欽佩不已。

同時,也讓我憶起三十二年前初次與李前總統會面的情景。李前總統有固定閱讀日本媒體報導的習慣。自1987年三月以後,高溫超導研究成為日本媒體經常報導的議題,而我的名字多次出現在日媒版面上,使得李前總統知道我這個來自台灣東部的年輕人,在高溫超導研究方面的突破和貢獻。

1988年五月下旬,我從紐約(當時我是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物理系教授)趕回台灣奔父喪。李前總統從張建邦校長(當時為台北市議會議長)口中得知我人在台灣,隨即透過張校長的安排,希望我能到總統府與他會面。與李前總統的會面,原本只排定了半個小時,但由於李前總統的豐富學養及寬廣視野,使我們愉快地交談了將近兩個鐘頭。

令人意外的是,李前總統以農經學者的背景,竟然能夠對超導現象及理論侃侃而談;他完全理解電子配對(所謂的庫柏對Cooper Pairs)及BCS理論(Bardeen-Cooper-Schrieffer合作提出的超導機制)在材料形成超導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當然,他對高溫超導發展的現況更是瞭如指掌。他與我交談,主要是希望進一步了解我們是根據什麼樣的想法,而成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與突破。透過意見交流,我認識到李前總統的閱讀不僅止於消息報導,還深入了解報導內容的學理細節。這個認知對我後續的研究學習,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交談即將結束前,李前總統問我台灣是否應該投入超導的研究?我的回應是:這是一個涵蓋基礎學術與應用科技的領域,台灣對低溫現象的研究在當時尚處於萌芽階段,是很好的時機由政府帶頭投入,如此對台灣在材料科學的整體發展,包括當時已經起步的半導體產業,至少在人才的培育方面,會有很好的貢獻。李前總統緊接著問我:「初期需要多少投資?新台幣十億夠嗎?」我個人深信,這正是台灣自1989年以來,在材料科學領域方面大幅發展的開端。

我原本已準備兩天後搭機離台。不料,李前總統突然問我何時返美?問我可否多留幾天?要我在下週一的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上演講。我對國父紀念月會並不了解,只知道是政府各院、部會首長參與的會議。當時我年輕,很直率地回說,我是從事科學研究的,在月會上能說些什麼呢?沒想到李前總統答道:「你看,超導體是1911年首次被發現的,之後超導體的溫度從絕對溫度四度慢慢增高,經過四分之三個世紀,只提升到絕對溫度23度。

到了1987年,由於你們的發現,量子躍遷式的快速提高到超過絕對溫度90度,突破了用液態氮冷卻的障礙。另一方面,中華民國也在1911年由孫中山先生創建,但直到今天,還沒有達成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主、民有、民享的理想。你的演講只要著重在你們如何達成突破、超越障礙,告訴在座聽講的許多老先生們,時代在改變,我們也要有如超導體般突破變化,台灣才會進步。」

聽了他的話,我不得不佩服他將科學研究突破與推動民主制度劃上等號的思維。我當然答應留下來,於是利用那個週末,快速擬定了講稿,在週一早上,成為第一位非官方的科學家在國父紀念月會上演說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演講時,我特意將李前總統提到推動民主化的概念,巧妙隱約地表達出來。唸到該段文字時,我觀察了在場的官員,多數人沒什麼反應,只有蔣緯國先生露出了微笑;演講完後,他還特意上前來與我招呼,令人印象深刻。

演講後隔天,我就飛回了紐約。幾個月後,有一天我剛回到家,就接到時任清華大學校長劉兆玄先生的電話,希望我考慮回國服務。隔了兩個月,當時的國科會主任委員夏漢民先生到紐約訪問宣慰僑胞,約了與我見面,也希望我回台灣服務。

於是新年過後,我開始與幾位志同道合、在美國從事超導體研究且年紀相當的朋友,包括齊正中(IBM Watson Lab)、洪銘輝、郭瑞年、陳正弦(Bell Lab),李定國(Virginia Polytech)、黃昭淵(Los Alamos National Lab),以及幾位較年輕、甫獲學位不久的唐宏怡、黃瑜等人聯繫,大家都有共同的信念,決議可以組成團隊一起回國,由我打先鋒,回國推動建立研究架構。

於是,開始了與國科會的密切往來與規劃。當時負責連繫的是時任國科會自然處處長的黃鎮台教授。經由他的大力協助,我於1989年底回到台灣,在清華大學建立團隊,與國內的中研院、工研院、中科院、台大、師大、中山大學等研究團隊,共同推動高溫超導材料的研發。

事實上,還有幾位李先生對我決定回台灣有關鍵性的影響。首先,1987年我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後,第一位從國內寫信向我道賀的是李國鼎先生,信中提到希望有一天或許我可以回國服務。國鼎先生應是最早從事超導科學研究的華人。他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跟隨超導研究大師Prof. David Shoenberg,從事超導薄膜研究。可惜因為中、日戰爭爆發,提早歸國,無法完成他的研究工作,他常因此引以為憾。

在國外最早寫信向我道賀的是李遠哲前院長。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期間,李政道先生對我非常照顧。當年我是否應回台灣,問他的意見,他鼓勵我回國,同時建議我徵詢李遠哲院長。為此,我飛到舊金山,李院長與夫人接待我到他們在柏克萊的住家,他們的鼓勵及建議,促成了我回台灣的決定。

在清華工作期間,李前總統曾到清華來看我們的研發情況,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及支持。李國鼎先生也非常關心我們的發展,曾專程到清華來看我們。1992年,我在台北召開國際超導研討會,帶領國外來的科學家赴總統府與李前總統會面。李前總統非常高興,因為他讀日本報導時經常出現的幾位重要人物都來了。

李前總統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造就了我們今天在科學發展上的實力。以超導研究為例,我們在2008年有另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鐵硒超導體。雖然鐵硒並沒有在超導溫度上帶來新的突破,但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平台,探討高溫超導的機理。如今,鐵硒及相關材料已成為國際上材料科學研究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我們1987年發現的材料,其化學式是Y1Ba2Cu3O7,學界通常稱之為123;而2008年發現的鐵硒材料,其關鍵化學成份為Fe4Se5,簡稱為45。最後,我想說的是,李前總統除了是「啟動台灣民主制度」的推手之外,也是「推進台灣科技發展」的領航者。謹以此文表達對李前總統由衷的思念與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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